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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牌锣鼓的新谱】重生絮语
（许文霞）
读蒋星煜先生近文（《多才多艺的许如辉》），内有我父亲（许如辉）在华东文化部戏曲改进处的几则往事：“我到浙江、安徽等地调查地方戏曲，所有录音带回上海之后，都是请他（指许如辉）帮助我一起分析、研究的。他和徐以礼合作，做了一桩大事，请京剧老乐师方寿卿每星期来一个上午，编制出了一整套《曲牌锣鼓新谱》，把每一主要曲牌，按所用管弦乐、打击乐全部标明简谱或打击点，虽然很费功夫，却是极有用处的” ，萌生了把父亲与徐以礼当年合作的一件“极有用处的”的事挖掘出来，也就是公布他俩的旧文《曲牌锣鼓的新谱》，让其浴火重生。
据父亲提及，当年整理了大批曲牌，都留在华东文化部了。《曲牌锣鼓的新谱》，是父亲与徐以礼整理戏曲遗产“曲牌与锣鼓“后，兴致勃勃地以【泣颜回】为例，详细列出曲牌锣鼓的记谱方法，公布于众，目的是便于各剧种借鉴使用，这在当年确实是很有创意的工作。于父亲自己，也很受益，八年后（1959），一部算得上优秀的古典风味的戏曲音乐——沪剧《陈化成》——诞生。
截至1950年初，京剧已呈成熟阶段，是全国最大的剧种，也是从业人员，角儿、观众覆盖面最多的剧种。以上海为例，此时的越剧还有待提高，沪剧尚未形成气候，所以，读【戏曲报】上的报道，或评论文章，皆以京剧为多。不过别着急，稍后，在上海，越剧和沪剧就迅速窜红了起来。越剧和沪剧腾飞，其实早有前兆，蒋星煜先生提供，1949年后登记戏曲从业人员时，上海有剧团140余家，单越剧就有40多家，沪剧也有几十家。其观众总数已开始超越京剧。在随后的十五年里，更由于新文艺工作者和新音乐工作者的进入，出戏出人，越剧和沪剧获得空前大发展。“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重温历史，不言而语，没有“编导曲”等知识份子先生开课，扫盲，提高，编剧，作曲，“把戏曲艺术提升到美学的高度”（上海戏曲编剧兼评论家李惠康所言），就没有可能“出戏出人”，这是历史事实，也是颠仆不灭的铁律！因是题外话，暂且带住，否则又要引出极不愉快的话题来。
最后略介绍一下【戏曲报】。该份由华东文化部主管和出版的戏曲刊物，也是1949年后全国第一家戏曲刊物，所以在当时的影响力是极大的，也是北京方面首肯的专业杂志，稿源充沛。编辑部主任是屠岸，编辑之一有沈可人，是参加过【舞台人物形象问题座谈会】的22位专家之二。
【戏曲报】，因几年后华东文化部的撤销而停办。屠岸先生则高升，调去北京，任新职【人民文学】总编辑。
华东文化部又是怎么撤消的呢？先从它怎么成立的说起吧！蒋星煜先生是很了解这段历史的：1949年上海从国民政府移交到共和国政府后，上海军管会文艺部，分为两个实体，一路人马归华东文化部（部长陈望道），另一路去了上海文化局（局长李太成）。华东除了文化部，还有华东司法部等众部门，级别比上海市要高一级，是全国新设的六个行政大区之一，管辖华东六省一市。其余五大区为华北、东北、中南、西南、西北。因东北大区的高岗、饶漱石搞独立王国，惊动了中央政府，故数年后取消了全国六大区的行政划分。写到这里，我不由想起周良材先生几年前的一段话：“你爸爸（许如辉）是属于华东文化部的，按理讲应享受离休待遇的，级别要比我（上海文化局）高一级，是领导我们市一级文化机构的，他晚年非但没有享受到离休待遇，相反级别还比我低了一级，这件事怎么说呢？” 闻后，我不谓不明白：在一个凡事讲求资格、级别的时代，一个人的资格和级别突因无以言状的理由而不被认可，吃亏自然是明摆着的！
许、徐文章发表后的次年，1952年6月，父亲（许如辉）被中艺沪剧团的邵滨荪要了去（中艺后与丁是娥的上艺合并而成【上海沪剧团】），为全国戏曲观摩演出担任《白毛女》（第一次作曲是1951年11月）和《罗汉钱》作曲；徐以礼后来去了中唱上海公司任编辑；蒋星煜则去了华东戏曲研究院，正式开始了中国戏曲史的研究，第一部戏就是《西厢记》，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单《西厢记》考证和研究，就出过专著近十部……。
【戏曲报】佳作翩翩，剧评家人才济济，后来成大家的，就有沈可人，黄裳、陶雄等。
月有阴晴，潮有落涨，活在世上，并非日日都是重大日子要特别庆生，但华东文化部和【戏曲报】的变迁，五十年代初期一批文人的日后沉浮，包括“壮志未酬心即碎”的越剧功臣南嶶，纵然写上三拍两言，也很令人回味和咀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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