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破陪都夜空的一颗耀眼流星 【大同乐会在重庆】 —— 从郑觐文到郑玉荪许如辉    （许文霞 著）      第二章 —— 防敌伪胁迫, 大同乐会迁往重庆 （民国音乐家郑觐文、郑玉荪、许如辉）      1937年8月，郑玉荪在上海毅然摘下大同乐会牌子，准备携往重庆，同时登报声明，大同乐会在上海结束。个中原因，已在民国档案中披露：“为防敌伪胁迫, 大同乐会迁往重庆”。这是抗战爆发，民国政府为保护音乐事业，在音乐界实施的宏大计划之一。父亲许如辉开初并不知情。      1937年底，父亲与郑玉荪是在日寇炮火的追遂下，分抵的重庆。我父亲是随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秘书——远房舅父钱智修（监察委员）一家四口，从南京郊外启程，乘火车奔赴大后方的。他们从南京撤退的时间是1937年11月下旬。当时在南京的政府机关已搬去一空，日机昼夜狂轰滥炸。钱智修的夫人谢阿娥患上伤寒症病倒在乡间，而伤寒是会传染的，这样钱智修就无法带领全家随监察院机关的包船撤退重庆。谢阿娥拖着病躯之体上路，钱的一双儿女（男孩只有两岁）年龄还小，我父亲帮着舅父，一路照顾着病人和小孩，从南京火车站出发。车到安徽宣城火车站后，又遭遇敌机轰炸，父亲和钱家四口所带衣被全部炸光了，只剩身上一套。他们一行五人，走一段路，搭一段车，住一回家。钱智修沿途靠出示出自己的名片，散一些钱，得到地方小单位的帮助，派到一位员工，找来一张方桌，四脚朝天，让谢阿娥坐在上面，由钱智修、钱的女儿、我父亲和员工、一路抬着跋涉着朝大后方挺进。途经春阳、贵池、抵达安庆，转船顺长江而上，历尽千辛万苦，到达了汉口。在汉口住了几天，大家才添了一些衣物，并联系上监察院的差船。该差船一船一船地接载逗留汉口的员工，父亲与钱家四口于12月底抵达山城重庆，前后走了一个月。由于走得仓促，父亲连我的祖父母也来不及秉告，他以为此行最多就是数月，谁知一去就是八年。郑玉荪则是随导淮委员会撤退到重庆的。父亲和郑玉荪初抵重庆后，同处一个城市，彼此间并不知晓。“江苏大同音乐会抗日流动宣传队”在重庆青年会公演，是1938年2月，重庆《新华日报》发过消息，报章没列主办者名字，我父亲也没有参与此事，他与大同乐会的命运再度连接，已是1940年的冬季。而大同乐会在重庆，不是“另组”，而是“复会”，这在父亲1969元月元日手稿中也有明白记载：      “1940年冬，我还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工作，原上海大同乐会创办人郑觐文的儿子郑玉荪，来到重庆，他来“电台音乐组”找我，一方面叙叙旧，另一方面，他有个打算，想把上海“大同乐会”在重庆恢复起来，要我协助他一起搞。他要继承“父业”，我要报答“师恩”，就这样在重庆办理“大同乐会”复会的工作。      上海大同乐会是王晓籁出面的，重庆大同乐会仍然用了王的名义。并经王在重庆又约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一起出面，这样在1941年5月间，用乐务主任王晓籁，事务主任潘公展，乐务总干事许如辉，事务总干事郑玉荪，具备复会文件，向“社会部”和“教育部”分别呈报备案。到了九月间，经社会部批准复会，并刻发“重庆大同乐会”图记木质长方形图章一枚。”                                            （许如辉手稿，1969年元月元日）      父亲是经过考试，进入重庆中央广播电台的，时间是1939年11月，经办人是电台的王者香。父亲在电台的职衔有三项：“音乐组助理、古筝演奏员、兼职作曲”，生活无忧。他回忆，（应是1940年）郑玉荪多次打电话给他，希望恢复大同乐会，但开初他并不允诺，回复说：“现在是战争时期，局势又这么乱”。后来经不住郑玉荪一而再，再而三的劝说，父亲思想开始松动，但仍举棋不定，于是对郑玉荪说：“上海大同乐会是王晓籁出面的，如果要恢复，应该先听听他的意见再说。” 而王晓籁当时并不在重庆。      我父亲继续回忆：不久，重庆报刊登载了一条消息：“国民参议员王晓籁到渝”，郑玉荪喜出望外，于是约了我父亲，一起到交通银行见王晓籁。      交通银行坐落于重庆市区两路口的坡地上，行长是钱新之，董事之一是王晓籁。 巧得很，钱、王两位，原来就是上海大同乐会理事，王晓籁更是名誉主任，是郑觐文忠贞不二的支持者。王晓籁与郑玉荪其实也早有乐务联系，往来频繁。王晓籁与我父亲则同是浙江嵊州人。王晓籁喜好京昆剧，是上海中华公票友会会长，30年代常粉墨登场，唱唱“黑头（偏重唱工的大花脸）”；我父亲则吹管吹笛，为他伴奏。因此，王、郑、许，三人原来就很熟稔。王晓籁听了大同乐会复会计划后，毫无异议，并建议两人到“国民策进会”去找黄任之。      黄任之，即黄炎培，是郑觐文生前好友，我父亲与他私下的首次接触，也是30年代上海那次吹埙的晚会上。这次见面，黄炎培也非常支持复会，还表示可以在“国民策进会”里腾出两间房子，供大同乐会使用。这样，支持的人有了，郑玉荪与我父亲开始筹划复会步骤，后来在“国民策进会”（重庆会府曹家庵１６号）挂上了“大同乐会”牌匾。与此同时，他们在城内张贴广告，征求会员。乐器除了郑玉荪从上海带来的外，绝大部分是从重庆二手乐器铺里收购而来的旧货。大同乐会自设工场后，乐器才“改朝换代”。开初阶段开支不大，郑玉荪和我父亲把彼此工资投入运作，并借重庆放映所等地练习、演奏。大同乐会日趋繁忙后， 1941年9月父亲辞去了重庆中央广播电台的工作，郑玉荪一直没有脱离“导淮”编制。      大同乐会在重庆复会，旋被纳入民国政府高层管辖，原因复杂，最重要的有三条：第一，民国政府有意把大同乐会作为弘扬本国音乐的重镇，通过大同乐会宣扬民国音乐主张。由于机构庞大，任务纷繁，重庆大同乐会成为获政府较多资助的社会音乐团体之一，这也是后来落得“国民党经费资助”浑名之原因。第二，是郑觐文上海大同乐会影响力的延续。第三，是王晓籁等一批崇尚国乐的上层人物努力的结果。王晓籁最主要的身份是商人，商界头衔有“上海商会会长，全国商会理事长，交通银行理事，航空委员会董事长，保险公司总经理”等。他的政治资历也不浅：“光复会成员，中央赈济委员会常委，民国开国元老”。革命需要银帛，作为长期支持国民革命的大财东，王晓籁成了党内“一言九鼎”式的人物，他又时常离开重庆作私人商务旅行，于是把大同乐会托付给了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潘公展的夫人，叫唐冠玉，是位国画家，平日习琵琶，研古琴，醉心国乐。许如辉曾给她讲解过琴曲，介绍过《天韵阁》琴谱。受夫人影响，潘公展也喜欢上了国乐。其实潘公展1930年初就是上海大同乐会理事了，此时已在重庆中二路纪明坊3号着手大同乐会迁渝安排，汇集了来自上海的旧理事，又在重庆发展了一批新理事。1943年，大同乐会重要决策，都在中二路纪明坊3号讨论。到抗战结束时，大同乐会形成了有43位文化精英组成的庞大理事会，献计献策，认购捐款，建设乐会。      为什么大同乐会能“集三千宠爱于一身”，深受民国高层重视?  因为大同乐会传递的音乐文化理念，与民国立国精神不谋而合。 民国《国歌》中有“大同”精神：“三民主义， 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 民国《国旗歌》中也有“大同”精神：“山川壮丽， 物产丰隆， 炎黄世胄，东亚称雄。毋自暴自弃，毋故步自封， 光我民族，促进大同……。”      而大同乐会的创始人郑觐文先生，与民国文化精英蔡元培、胡适之、李石曾、许世英等过从甚密，彼此影响；他为乐会定位的音乐思想，吸收了康有为“天下大同”的理念：“今也世界之大通，一切事业胥归大同，音乐为直接自然体，当为一切事业之先导”。 郑觐文对国乐执著，提倡雅乐，要恢复古乐，并制定礼乐，以构建音乐大同境界。“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反之亦然，故充满郑觐文音乐理念的大同乐会，自成立的那天起，就注定会与提倡“礼让为国，文化复兴“的民国政府高层和文化精英走在一起，而备受礼遇；这种无比默契、合拍的紧密关系，一直延伸到重庆时期的大同乐会。 ——————————————      【史实来源】：      。许如辉手稿       。钱智修女儿钱孝琪（90余高龄）女士口述，2009年3月4日。    （第二章完。2008年6月28日定稿本。2009年6月18日修改。本章将入【中国音乐年鉴】2007年卷，）       【相关阅读】：      。许文霞：【大同乐会在重庆】总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