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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文霞:许如辉与中国早期电影音乐
1/24/2008 点击数:6448

许如辉与中国早期电影音乐

许文霞

(原载台湾《传记文学》2006年第12期)

(大众文化的双峰,包天笑 [小说家]、许如辉 [作曲家])

 

   许如辉电影音乐生涯略传:   许如辉,中国早期电影音乐开拓者之一。1910年7月生于浙江嵊县。1923年随舅父来上海。1925年入国乐大师郑觐文主理的上海大同乐会,研究民族古典音乐,学习吹奏兼作曲,精通“琴瑟筝琶,箫笛埙篌”等乐器百余种。20年代末,自组子夜乐会国乐团,并成为上海著名流行歌曲词曲家之一,代表作有《永别了我的弟弟》,《搁楼上的小姐》和《卖油条》等。同期,又奔波于上海各大影戏院,为中西默片“现场奏乐”。1930年21岁时,挟着流行歌曲的成功,在明星影片公司任“音乐指导”,1931年开始作曲,1932年成为明星公司“基本作曲”,直止1937年8月明星公司关门歇业。今已发现的写于30年代的电影音乐及插曲有《翡翠马》,《兄弟行》,《劫后桃花》,《梦里乾坤》等数十余部。1937年抗战爆发后去重庆,专著民族器乐曲和话剧音乐创作,谱写了《东亚之光》,《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记录片》等电影音乐。1945年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任国泰影片公司“特约作曲”,作品有《吕四娘》,《钗头凤》,《十步芳草》。1950年经夏衍介绍,进入华东文化部戏改处,后转上海戏曲界,改名“水辉”,担任“编导曲”长达40年,作品愈百部,遍及各剧种。戏曲代表作有越剧《借红灯》;沪剧《白毛女》、《罗汉钱》、《大雷雨》、《为奴隶的母亲》、《陈化成》和《少奶奶的扇子》;滑稽《三毛学生意》、《好好先生》等。晚年关注中国早期电影史研究。80年代初,应中央文化部部属单位之邀,接受采访,留下了一些电影史方面的回忆文字。1987年元月病逝上海,终年77岁。

   关键词:  许如辉, 默片,现场奏乐,有声电影, 早期电影音乐, 电影插曲。

…………………………………………………………………

 (许如辉, 1910-1987)


      我的父亲许如辉,是中国早期电影音乐开拓者之一。关于这方面的史料和分析,已在2002年元月见刊的《我的父亲许如辉与中国早期流行歌曲》一文有所披露,但他的名字与1949年前的电影音乐活动,尚未在国内1949年后出版的任何电影史册中出现,个中原因不难理解。电影史研究专家陈山教授说过:“以前的所有电影史都是一个政府行为”。亦有不少学者认为:迄今为止所有电影史成就,均未超过1963年程季华先生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由于“意识形态”的束缚,我国电影史研究可说长期陷于一个预设的“左翼运动”框架之中,《中国电影发展史》也未能幸免。很大一部分电影艺术家和电影史料,在官修的电影“正史”中消失,致使岁月更迭,而历史原貌依然被荒草蔓枝所覆盖。

     譬如,1936年有声电影《劫后桃花》,许如辉作曲;同年出品的《清明时节》,贺绿汀作曲,张昊和许如辉配音;这两片长期被推赞为“左翼电影”  和“优秀影片” ,不少电影史书均有书写。然而,作为作曲和配音的许如辉,相关史书只字不提,甚为纳闷。研究者面对30年代载有许如辉名字的大幅电影广告之报纸,刊有许如辉大量电影插曲之电影新歌集,竟能视而不见,不予理会?

     再则,虽说电影是门综合的艺术,但在具体修史时,又有多少人想到“综合”两字?长久以来注重的只是“编导演”而已。好在人类的认知总是不断地深化之中,近年已见学者发出编篡电影“大通史”的呼吁。放眼中国电影史,真有大片值得研究的荒蛮之地,是契机,也是必然,盛世修史,隔代修史,水到渠成。

     什么是电影“大通史”?也就是与电影休戚相关的方方面面,诸如文学、艺术、政治、科技、经济、市场……;以及推动电影发展的幕前或幕后的重要艺术家,如编剧、导演、演员、音乐、摄影、造型、美工、评论家……。“前人载树,后人乘凉”, 电影历经百年风雨,茁壮成长,硕果累累,这一切离不开先人的播种。兴许,在今人眼中,先人的作品是那么的粗砺 、幼稚、简单、乃至滑稽 ,但不要忘记他们是一群垦荒者!探索者!从事的是无从借鉴的艰苦开拓性工作!中国早期电影音乐,即是“大通史”范畴中极待研究的课题。一旦许如辉等中国早期电影音乐家的音乐活动疏理就绪,也就是中国早期电影音乐史一垂定音之日。

     由于许如辉已故世,加之研究的断层,资料的湮没,实物的消失,特别是电影音乐产生之初的猝不及防,文字记载零散,整理是困难重重的,且先恢复历史原貌吧!

     一。从默片,现场奏乐,到有声电影

    电影音乐史,是风格各异电影音乐家创作的合成史;电影音乐之所以从无到有,日趋成熟,归根到底是电影自身发展的需要。电影( Motion Picture)一词的本意,是“活动中的图像”,它是艺术和幽闭在实验室内科学之结合。故,电影业每有发展,包括电影音乐,都离不开科技的倡明,因此早期电影音乐家的活动范围,就不仅仅“作曲”这么单一,而是很宽泛的,他们甚至会不断提出电影音乐如何与技术层面结合的建议。

     自电影诞生后, 其发展全过程,可分为无声电影(Silant Film )和有声电影( Sound Film)两个阶段。无声电影,即默片。以中国为例, 从1905年戏曲片《定军山》算来,无声片史25年(真正退出市场是1936年),有声片史75年。间中其实还有一个过度阶段,为“现场奏乐”时期,这是音乐介入电影的初始阶段,也是电影朝“声光电化”发展的重要一步。从这个角度来考量,电影又可划为“默片,现场奏乐,有声电影”三个阶段。

     1923年,父亲(许如辉)13岁,自浙江嵊县迁移上海;两年后,进入上海大同乐会学习中国古典音乐;他的音乐启蒙老师,是沪上有名的国乐大师郑觐文。20年代中期的上海,已具“十里洋场”之架式,无线电日趋普及,电影正取代着文明戏。“听无线电”和“看电影”,成为新潮人士追逐的时尚娱乐。顿时,无线电收音机急增千余万;朝电影院涌去的民众,有如潮水般大增特增。   时年唯一可与之匹敌的传统艺术,是京剧。且明星影片公司的办事处一度毗邻嵩山路上的大同乐会。以默片来说,西片泛滥,中片亦很强劲。此时,形式虽还是只呈画面的啞声电影,但内容已出现了方向性转折, 也即张石川、郑正秋、黎民伟开启的《难夫难妻》、《 庄子试妻》之故事片,已在社会蔓延一片,朝情节更复杂化的伦理片发展了,极具可看性。《孤儿救祖记》、《玉梨魂》等,就是这个时期典型的伦理片。转而1928年,明星公司开拍《火烧红莲寺》,前后摄制16集,大获成功,牵动了上海十余家大小公司一轰而上,纷纷效仿,武侠片即此成为默片另一道风景。《火烧红莲寺》的主角夏佩珍,后来成了我父亲早期流行歌曲的歌手之一。父亲写的第一支歌《四时吟》,是夏佩珍灌制的唱片。但夏佩珍的武侠片套路,父亲并不欣赏;倒是“追求人性,讲求情节”的伦理片,对他后来的创作影响颇大,无论是音乐还是剧作。而2,30年代的自由创作氛围,更为父亲喜爱和习惯,直至晚年都怀念不已。此时的父亲更没有料到,不久会进入上海电影界,与竭力推崇伦理片的影坛巨子张石川共起事来。

     默片时代的伦理片,在社会上风靡一阵后,渐渐地又为制片人和观众所厌倦。默片单调的“活动图片”表现方法,徒有影片的躯壳和画面,缺乏影片的血脉和灵魂;除非是滑稽喜剧片,否则单靠躯壳来表现的默片,已无从精准表现人类深邃细腻的心理活动,喜怒哀乐。于是一种新型的电影元素——“音乐”产生了。

     音乐的介入,是电影视觉和听觉最高艺术的合作。以音乐特有的语言和魔力,来弥补默片的不足,新奇的“现场奏乐”由此而生。“现场奏乐”之目的,是配制效果,烘托情节,取悦观众。一时,沪上的音乐工作者,纷纷到各家影院“现场奏乐”。 “配制特别高雅音乐”,“ 添聘乐师配奏特别音乐”的消息,充盈报端,且全球如同一辙。音乐师们在影院的钢琴上营造气氛音乐,或采用其它乐器为影片添色。 “现场奏乐”的出现和盛行,时间不长,在1928到1930年间。也并非所有影院,所有默片都有“现场奏乐”, 以上海为例,夏令匹克,大光明,卡尔登,百星,东南,黄金,光华,民国,共和等影戏院,才设有“现场奏乐”。此时配乐的西洋默片有《安琪儿》,《夜之花》(Pola Negri in Flower of Night),《情女天堂》,《画舫缘》(Show Boat),《快车逃婚》,《女军人》(Finders Keepers),《大姑娘》( Senorita),《学生军》(West Point)等。 我国第一部国产默片“现场奏乐”之消息,见之 1930年9月25日的《申报》, 片名是《 故都春梦》;稍后仅有明星公司的《空谷兰》而已。显然,为泊来默片“现场奏乐”数目,是远远高于国片的。

     父亲许如辉其时已具熟练演奏中国古典音乐根底,熟悉乐器三百多种,精通“琴瑟筝琶,箫笛埙篌”等百余种。他又随大同乐会频频外出,演奏《春江花月夜》,《东方大乐》等古曲,且有一支自组的流行音乐国乐团——子夜乐会,正在创作流行歌曲。顺适潮流,他单枪匹马,或率子夜乐会,奔波穿梭于上海各大影戏院,为默片奏乐。

     父亲“现场奏乐”的往事,40年代抗战时期曾对人提及。他主理的重庆大同乐会会员刘志坚先生,2001年8月1日致我的信中提到:

     “您父亲曾在乐会排练之机,与吾辈谈,解放前科技不发达,所演电影,均系无声,仅加字幕,与观众沟通。日后方有有声电影,你父亲多次到数部影剧院配音,均以本人实力拚搏,在社会上以优胜劣败之规律取得成功,实属斯时音乐界之翘楚,确为不过。”

   当年新鲜事物层出不穷,报刊应接不暇,来不及跟综“现场奏乐”,走访音乐师。显然,“现场奏乐”除了采用现有的作品外,另含有特别创作成分的,稍后会有人走向有声电影音乐创作,我父亲许如辉就是其中一位。在挖掘父亲早期流行歌曲时,发觉某些歌名带有同期上海放映的外国默片痕迹,这些歌曲, 或许就是他为外国默片写的“现场演奏”音乐。不妨将许如辉的歌曲与括号内外国片名对照如下:

       《快车逃婚》 (外国爱情滑稽电影《快车逃婚》);
       《女军人之歌》(外国电影《女军人》);
     《乡下大姑娘》(外国电影《大姑娘》);
       《最后五分钟》(百老汇舞台剧名)等等,不一而足。

    “现场奏乐”在上海风行之时,有声电影亦悄然登陆了。

     中国默片的问世,比世界迟10年;但中国有声电影的诞生,与世界的差距只有3 年。何谓有声电影?也就是发出声响的影片。它的特征?已故戏剧家赵景深当年认为是“画面,表演和音响 ”。我认为:从纯理论角度归纳,有声电影必须具备三大要素:“对白,音响和音乐”。攻克有声电影,正是顺着“对白,音响和音乐”而循序渐进。当“对白”成为电影天经地义之事,“音响”产生的“雷电雨”场景效果能与电影交相融合,“音乐”则最终成为营造气氛的电影最重要元素,这可从好来坞影音乐家阵容越来越强势看出。电影来自戏剧,是一门比戏剧更为综合的艺术;追溯从戏剧到电影的蜕变,最初是诗歌文画舞蹈与动作等元素的歌舞,进而发展为舞台戏剧,又由舞台一跃而到银幕;此时又由无声进为有声。有声片之所以发明,正是电影为进一步充实戏剧元素,尤其是音乐之举。

     全世界所有有声片的试制,均从制作新闻记录片开始,到生产故事片结束。全球第一部有声片产生于1900 年。报载1927年底,上海靶子路(今武进路)百星大戏院就首映了有声记录片,由于改装了戏院,票价比默片贵了一倍。

     但电影史家眼中有声电影的产生年份,不知何故,从来没有从记录片算起,而是着眼于片上发声的故事片,故定为1927 年,是部歌舞片,片名《爵士歌者》(  Jezz Singer ), 美国华纳公司出品。1929年,《爵士歌者》即作为名片引入了上海,在夏令匹克影戏院公映。

(全球第一部片上声片《爵士歌者》,1927年问世,1929年4月载上海《申报》)

     《爵士歌者》仅有两段情节是发声的,由歌星爱尔 .约翰逊 (Al Jolson  )在片中 唱了几支歌, 说了几句话。 爱尔已于1950 年去世,享年64岁, 他开电影歌曲先河之举,无疑已载入世界电影史册。全球第一部全片发声的电影,完成于1929年,片名《纽约之光》(Lights of New York )。   此时,制作中国有声电影,也是箭在弦上,蓄势待发了。

     1930年起,上海几家大的影片公司,如明星,联华,天一等,为了枪占有声片市场,摩拳擦掌,纷纷斥资添置有声器材,并在报上发消息,登广告,诠释出一场前所未有的业界龙虎斗。财大气粗的明星厂张石川, 1931年派洪深到美国采购机器,购来两套有声机,还聘来8位外国技师。有声片所化资本是默片的百十倍,   故其它小公司无能为力,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儿了。

     中国有声电影抢攻市场的竞争周期仅有6个月到1年。1930年12月1日,我国第一部配音唱歌片问世,片名《野草闲花》,插曲为《寻兄词》。报上并未列出《寻兄词》的词曲者,后查证是孙瑜和孙成壁兄弟所作,是一首填词歌曲,曲调来自俄国民间。该歌也不是片上发声,而是专门制成蜡盘唱片,在影院随电影播放的。由于女主角阮玲玉女士开口亲唱第一声,该歌在电影音乐史上意义不凡。但《野草闲花》不属有声电影,这一点孙瑜先生已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及。  1931年元月29日,距《野草闲花》问世1个月后, 明星与友联合制的有声片《虞美人》问世,导演陈铿然,主演徐琴芳。陈,徐是夫妇俩,数年后友联解散,进了明星。徐琴芳后来与我父亲成了好友,两人到晚年都保持来往。与此同时,诚聘音乐家的消息时有所闻。 1931年2月17日,中国影片公司在报上征求:“音乐歌舞专家,一俟就绪,即行开摄有声片”。1931年3月15日,明星公司耗时6个月,中国第一部全部有声对白歌唱影片《歌女红牡丹》在新光大戏院公演。1931年7月29日,天一公司在报刊公开征求音乐家:“凡音乐家,谱曲家,歌舞家,美术家之确具绝艺者,均可应征,获最高可每月500元……”。

     中国有声电影风起云涌,各家影片公司均把宝押在招聘音乐家身上,“谱曲家,音乐家,歌舞家”顿变得抢手起来,这是前所没有的现象,足见大家都看到了音乐对有声片之重要。

     但音乐人才聘来后,委以什么重任,具体干些什么,各家公司和音乐家之间也是不断磨合摸索之中。“编导演”始终是公司宣传的重心;明星公司也不例外,对音乐家宣传是不太注意的,电影海报上甚难看到作曲者的名字。即使到了1936年,父亲为有声片《生龙活虎》作曲,内含两支插曲《月夜小曲》和《村姑乐》,歌曲已随影片飞快流行起来,可是报载的《生龙活虎》广告上,是找不到父亲名字的。相对而言,联华,天一公司的宣传比较好些。

        二。许如辉与明星影片公司

     许如辉的早期电影音乐活动, 与明星影片公司最为密切。他在一份履略表中曾经提到:1930年3月即与明星公司有往来,担任音乐指导。此时和此后的明星,确实不断在招募人才,如1930年10月20日《申报》载:“明星公司近来广征电影人才,先后加入本公司者,皆属一时知名之选,而在出品方面,尤为质量并进。”

     明星公司是全国最具实力的影片公司,据1937年统计资料表明:明星出品的影片占了全国22。5%,加上联华的14%,天一的12。5%,这三大公司的产品,控制了全国50%的影片。   而明星公司的电影票价也卖得贵些,稳坐营收龙头地位,为一般电影公司所不敌。明星的成功,实与掌驼人张石川的经营方针有关。张石川自小失怙, 十余岁就随舅父经润三从浙江来上海闯荡,凭自强不息的精神,开辟出绚烂的电影王国。在一个讲求商业竞争,优胜劣汰的年代,张石川兼具商人和文人的双重身份,既是老板、又会导演,既注重盈利、为人又极重情谊;他比任何影人深谙企业成功的“金科玉律”, 也即瞄准机会,招聘一流人材,保持艺术风格,扩大经营规模, 盈取最大利润。

     30年代初期,许如辉年仅21岁,即应聘加入明星公司,这与他在社会上已有一定知名度有关。因为他在20 年代后期谱写的歌曲,如《永别了我的弟弟》,《搁楼上的小姐》,《卖油条》,《摩登女郎》等,正在上海电台热播,颇受欢迎,市民争相点播 , 反复传唱 , 进入了流行领域,他的名字已不胫而走。明星公司的导演们,一定也喜欢上了许如辉的歌,所以推荐他入了电影公司。

     许如辉是如何进入明星、担任作曲的,他在晚年回忆文字中记道:

     “ 我在1931年,经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导演介绍,加入明星担任音乐作曲。1931年是特约作曲,1932到1937年是基本作曲。当时明星是一座老厂。后来明星扩大规模,在枫林桥建立新厂后,成立音乐科。贺绿汀担任科长,还有两个科员,张昊和王春芳。他们三人是搞西乐的,我是搞民族音乐的。工作是跟导演走的。公司总经理叫周剑云。导演有张石川、程步高、李萍倩、吴村、沈西岺、徐欣夫等。编剧有欧阳予倩、王乾白、沈端先(注:夏衍)。

     我在这段工作期间,为张石川的《兄弟行》,李萍倩的《桃李争艳》,徐欣夫的《翡翠马》、《生龙活虎》,还有欧阳予倩导演的《清明时节》等电影作曲。这几部电影都有插曲,先后在任光主持的上海英商所办的百代唱片公司,灌过唱片,由胡蝶、夏佩珍、顾兰君、顾梅君等电影明星担任主唱。

     当时这个厂分成老厂和新厂两个。老厂地点是在枫林桥,新厂是在亚尔培路(注:今上海陕西南路)。我是老厂的人,由张石川负责,因此接触的都是老厂的人。新厂由应云卫负责。 ”

     许如辉自30年代初被张石川聘用后,就不曾离开过明星公司,足见他的音乐才干,是深获提倡雇用“修养深湛,影坛知名”的张石川和其他编导肯定的。许如辉服务明星的时间不算短,作品特点是深厚的中国传统音乐和西方音乐的结合。30年代张石川力捧影星胡蝶,因此胡蝶演唱的不少电影插曲 , 是由许如辉作曲的,如《憔悴春光》、《女权》、《劫后桃花》、《棉纱线》、《兄弟行》、《听说妳病了》等。约1942年,许如辉在重庆为胡蝶谱写了最后一支歌——《满江红》,由胡蝶在重庆“国泰戏院”公开演唱。胡蝶一直尊称许如辉是她的音乐师。
    
     目前发现的许如辉最早的影片音乐,是《香草美人》,马文源编剧,洪深导演,夏佩珍主演,1933年公演。许如辉1933年前还有什么作品,有待挖掘。比如明星出品过不少记录片;万古蟾,万超尘,万籁鸣三兄弟制作了不少动画片;1933年在杭州取景,出品过歌舞片《春江花月夜》;以及其他有声片等等。许如辉领导的乐团子夜乐会,后来成了明星公司的专有乐队。1981年5月,父亲对我说过:“电影配音,许多是由子夜乐会配的。”

     1932年,明星公司曾一度改变制片方向,提倡阶级斗争的题材,这就是夏衍、阿英等左翼文人进入公司,担任编剧顾问,时为1932到1934年。1934年,张石川到江西走了一圈,发觉江西南昌的电影观众非家庭伦理片不看,回上海后决定调正方向,继续拍摄伦理片,迎来了1935到1937年伦理片高潮,这也是上海电影界有声片走向成熟的时期。明星厂拍摄的伦理片,有风花雪月,也有宣传个人解放,妇女走向社会等题材。许如辉参与作曲的有李萍倩的《桃李争艳》,内有插曲《青春误》和《打碎玉栏杆》,后者的旋律带有京腔的味道。另外还有张石川的《兄弟行》、《劫后桃花》和《女权》音乐。该三部片子的主题曲都与片名相同,《兄弟行》收入了1936年的《正气歌集》,《女权》被许多歌本收集,《劫后桃花》这首歌专家们应该听一番的,有艺术研究价值。

     这段时期,许如辉还为徐欣夫致力的“惊悚、悬念、刺激“的侦察和国防片系列,写了3部电影音乐,包括拒毒题材的《翡翠马》(1935),反走私题材的《金钢钻》(1936),与匪特战斗的《生龙活虎》(1937),且片片都有插曲。

     下为《明星半月刊》报道的侦察片《翡翠马》之拍摄消息:

(《翡翠马》,许如辉作曲,1935年,来源《明星半月刊》)


     《翡翠马》内有一支插曲,名“下琼楼”,当年很流行,顾兰君演唱,子夜乐会伴奏,百代公司于1935年9月21日灌成唱片。

     1936年出品的《金钢钻》,导演徐欣夫特地设计了一场戏中戏——歌舞游艺大会:在一群著黑白两色时装的姑娘们的伴舞下,顾兰君和顾梅君载歌载舞,表演“桃花之歌”,龚稼农帮着乐队,拉着提琴。这场戏的拍摄场面很大,也很重要,因为游艺表演结束后,场内会骚动起来,有大强盗闯进来,而扮演侦探的王征信,正等待着“伺候”他们……。这场戏的音乐,我父亲应落力去写的。

(电影《金钢钻》戏中戏,歌舞表演“桃花之歌“,许如辉词曲。图为顾兰君,顾梅君)


     《金钢钻》插曲“桃花之歌”,旋律优美动听,节奏明快欢乐,百代灌有唱片,我很喜欢。

     1937年的国防电影《生龙活虎》,内有两支插曲“村姑乐”和“月夜小曲”。该两首歌随电影的放映,很快就流行于市。据一些老歌迷温馨回忆:当年有人还根据“月夜小曲”的调儿,填了一首新的爱情歌曲,与许如辉的原歌一起在社会上流行。

     明星厂拍片之余,还参与了大量社会活动,演出节目均为受欢迎的电影插曲,许如辉率子夜乐会随团伴奏。如1935年 8月17日的上海辣菲花园“航空游艺大会“上,张石川和胡蝶发起为抗战募捐飞机,演唱了《下琼楼》等歌。

     下为1935年10月14日在市中心体育馆举办的 “上海明星歌咏夜 ”演出消息,该日大部分节目为许如辉的作品:

     子夜乐会许如辉君近为明星公司之请,编著歌曲十余支,并教授该公司 女明星学唱,预备出席全运会,招待各地选手,游艺会登台歌唱日期已排 定十四日夜,其节目:


     1。 国乐合奏《锦绣乾坤》(注:许如辉作,下同)2。顾兰君“下琼楼”(许如辉作)3。顾梅君“缝穷婆”(许如辉作)4。袁绍美“船娘曲”5。舒绣文“雁儿太可怜”(许如辉作)6。黄耐霜“棉纱线”(许如辉作)7。朱秋痕“莫非野花香”8。叶秋心“青春误“(许如辉作)9。严月娴“春之花”10。徐来“洋化青年”“征求女朋友”11。顾兰君顾梅君合唱“弯弯月”(许如辉作)12。胡蝶“病中友”(许如辉作),“打碎玉栏杆”(许如辉作)13。全体明星合唱“兄弟行”(许如辉作)。

     以上如“青春误”、“打碎玉栏杆”、“春之花”、“兄弟行”诸曲,均为该公司开拍电影插曲。届时许如辉领导子夜乐会全体会员古乐伴奏。并该会所编中国交响曲《壮志千秋》(许如辉作)亦同时演奏,该曲极为雄壮激昂云。

     明星影片公司1935年10月还举办过一次大规模话剧运动,推出的剧目是《月儿弯弯》。该剧由徐作呆(又名徐半梅)编剧,明星公司组成庞大的导演团执导,许如辉作曲,内有数支插曲,胡蝶主演。该剧在上海新光大戏院首演后,还到苏州和南京巡回演出。大同乐会和子夜乐会成员随团伴奏

(明星公司话剧《月儿弯弯》,许如辉作曲,《子夜乐会》伴奏,1935年10月30日《申报》)

     中国早期电影史上,明星公司的革新运动是引人瞩目的。公司大刀阔斧的整顿改革,始于1935年夏,周剑云总经理访欧归来之后。到了1936年,公司即分为一 厂和二厂,裁去冗员200 余人,许如辉依旧是公司的基本人马,编制归入以有声电影摄制棚为制作基地、实力雄厚的枫林桥一厂。

     一厂,也就是明星公司老厂,厂长是张石川,主演有胡蝶、顾兰君、高占非、龚稼农、王献斋等。二厂是新厂,设在亚尔培路上,厂长是应云卫,成员主要来自解散后的电通公司,演员有袁牧之陈波儿(电影《桃李劫》男女主角)等。父亲与袁牧之陈波儿关系非常好,他们在电影上有过什么合作,待查。抗战期间,袁牧之劝我父亲与他一齐去延安,父亲没有去,但备了一笔钱和一套西装,为袁牧之送行;1949年后,父亲留在上海进入戏曲界,袁牧之到了北京成为中国首任电影局局长,曾写信给我父亲,让他去北京工作,但父亲钟意上海而没有去;袁牧之陈波儿1947年才结为夫妻,惜陈波儿四年后就病故上海,袁牧之逝于1978年;父亲晚年一直念及他俩。父亲还回忆:“当年拍片是跟着导演走的”。他主要为老厂的张石川、李萍倩、徐欣夫、程步高执导的影片作曲。偶而也为新厂作曲或配音。譬如他担任配音的1936年的《清明时节》,就属新厂影片。此外,明星编剧科则集中了两厂共有文学人才。

     音乐如何革新,在有名的《明星公司革新宣言》中的“D”条,作了专门说明:

     去年初冬 ( 指1935年冬 ),本公司经理自欧洲考察归来,我们就有了振作的初步决定。我们坚决地自信电影事业是可为的,也应该有为的……。

      目前我们正在积极进行中的革新计划 :A。7 月1日起(1936年),成立明星第二厂 ,聘请修养深湛,影坛知名的艺人。因为要加紧制片工作。B。建立新场地。本公司制片的场地,原只有二厂一个摄影场 ,这当然不够分配。现在二厂方面,又添置了一个小型场地。一厂新建的大摄影场,已宣告完成。两厂的摄影工场,已足敷四组影片同时开拍之用。C。组织编剧委员会。D。添设音乐科。 音乐是有声电影的要素,但中国电影公司却从无音乐的专才。往往由并无很多音乐素养的导演来兼任音乐和音响的配置。演员的歌唱,也没有一点专门的训练。为要补救这点,我们特地添设音乐一科,聘请专家,负责影片上的音响音乐的配制,并经常训练演员的歌唱技能 。

     1936年,默片已完全被有声片取代了,音乐在影片中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只有对白没有音乐,已成制作落伍的象征。明星公司为多拍有声片,公司上下情绪高涨;枫林桥新厂在奠基时,由张石川亲自破土动工;前后化了5万巨资,厂房造得美伦美焕,气派不凡。据《明星半月刊》报道:新厂可同时拍摄两部片子,这在上海有声片厂中是绝无仅有的。

     下图为明星公司音乐科的一帧珍贵合影,摄于1936年。从著装来看,应为春季。照片中许如辉1931年入明星,已故。贺绿汀1935年11月进入,亦故。张昊先生告诉我,他是贺绿汀介绍的,在明星几个月就离开,写歌剧《上海之歌》去了,近年病故台湾。王春芳是作为声乐专家而吸纳的,数年前已病逝新加坡:                        

     中国电影公司很少设有音乐科,明星聘任专职音乐家,设立音乐科,可算是大手笔的,且成员均为一时之选,许如辉来自“大同乐会”,贺绿汀张昊来自上海音专,王春芳被誉“声乐专家”。他们4人能在群英荟萃的上海滩脱颖而出,绝非偶然;他们的音乐功底,个个全面而深厚。《明星半月刊》多次发布过音乐科的消息:枫林桥摄影棚西側,造了两栋独立的小洋楼,音乐科就设在其中一栋的底层,人来熙往,非常热闹,音乐家们教歌,练唱,整日琴声绕梁……。另一则报道提到:“公司革新,贺绿汀,张昊,许如辉三位先生成立了音乐科,音乐科的工作也已开始,在总厂的办公室,常常有一重音乐的声音悠悠地送进了门口,那是音乐科的先生们在工作之中……。”

     明星公司的演员们,也很为音乐科的成立而高兴。1936年,李丽莲在《明星半月刊》中撰文:“七月三日下午三时,在一厂召开全体职演员大会。从当局的报告中,我才知道公司已成立了音乐科,专司配音,作曲和其他音乐上的事务,由专家主持,并且还另外聘请了位专家教授演员的发声和唱歌,这件事情,使我无论如何不得不兴奋。有声电影的发明,使音乐在电影中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周剑云总经理在“明星革新”中提出“月出两片”的计划,后来是实现的。明星公司资深演员钱千里先生千禧年5月与我通话时提到:   

     “ 当时明星公司十天,半月就出品一部影片,你父亲在明星影片公司时间很长,写了很多作品。”

     30年代,除了明星公司外,许如辉还为其它影片公司作过曲,已挖掘出来的有王元龙王次龙的《大地》,吉星公司的《年年明月夜》。《年年明月夜》广告称 “全部音响採用纯粹国乐, 片中《採茶歌》美妙动听”。片中另有一曲是《茶山情歌》。 两曲均属许如辉重要电影歌曲。

(《年年明月夜》,吉星影片公司,许如辉作曲,姜曦主演,1936年4月7日《申报》                      
        
     顺便一提,聂耳也为许如辉词曲的“採茶歌”和“茶山情歌”谱过曲,后来作为他的遗作,发表在1941年重庆出版的《新音乐》上。   音乐界学者称此为聂耳的“田园歌曲”。30年代,父亲在明星,聂耳在联华,但两人共过事,还为张罗一部拍摄中影片的小道具,忙乎过一阵。父亲和聂耳处同一时代,年龄相仿,志趣相仿,吸入的艺术气息也相仿,所以音乐创作会有相似之处。最重要的是,两人心无芥蒂,相敬如宾。父亲还提到:他与聂耳,任光一起,合编过一些东西。父亲晚年给我的家信中表示:很乐意写一些与聂耳交往的情况,给正在写《聂耳传》的学者,提供一些资料。

     1937年的《明星半月刊》内,还刊有许如辉写的一首诗“囚歌”。“囚歌”极有可能是他为即将开拍的影片、提前写就的新歌,最后电影夭折了。而且根据父亲的创作习惯,心中已有曲谱了:

     人有父母,欢聚一堂;我有父母,各处一方;人有妻子,温满香房;我有妻子,同梦异床。/衣不蔽体好凄凉!餐不足饱更悲伤!地狱!?天堂!?/我们的自由——断送在“铁索叮噹”;我们的生命——短促在“黑夜微光”。天雨滴漏——牢狱不堪简陋,破絮乌有——茅柴权充被头,试尝了铁窗风味,无异于栏栅马牛。/谁给我们援助?谁替我们答救?谁够我们安慰?谁还我们自由?天哪! 毕生底归宿!? 永远地笼囚!?

     1937年7月,父亲完成了洪深编剧,程步高导演的《梦里乾坤》电影音乐,及插曲“凯旋歌”和“美丽小家庭”。《梦里乾坤》的剧情是:某冬至夜,一个大家庭中的男女主角各人所做不同的梦境。剧本曾获中央剧审会嘉奖。

     到了8月,国难当头,战争一触即发,加之经济大萧条,市场萎缩,明星公司步履艰难。张石川使出百般武艺,也难挽电影的颓势。而且,这是中国电影事业的整体滑坡。唯聪明的天一公司南下香港,改名南洋影片公司,保存了实力;其余明星、联华等公司则全部沉沦,而后重组。 
  

       三。电影插曲与电影音乐


     有声电影的音乐要素,最初是由“电影插曲”来体现的。故,电影插曲是电影音乐的先声。整个30年代,电影已到了“无歌不欢”的地步,几乎每部电影都会推出一首“主题歌”(Theme Song)。这些由电影音乐家特撰的歌曲,把影片的灵魂,用优美的音乐表现出来,也就是“电影插曲”的来源,当时被捧上很高的地位,称之为“电影界的贵宠子”,“有声电影的得意产儿”,“电影和音乐结合的先声”,“电影艺术进化道上的新里程”……。    而且中外影界相似的一致。
    
     有声电影诞生后,歌喉的优劣,也使电影演员迅速分化:“但凡喉底佳妙,及从舞台出身的,莫不乘时兴起,在声片里大出风头;而最难过的,就是那班外籍的名伶,和噪音恶劣的演员,那怕有冲天的本领,也不能高飞。且, 最出色的名伶,也得在声片中一试啼声,以博观众欣赏。”   当然,头脑更冷静的影评家,进一步分析出电影中的歌曲究竟能起到什么作用:“有声片之值得赞赏和引用,并不在它能够介绍我们去听什么金嗓子和爵士歌王等等的大歌大唱,而在它能够补充表演的不足,和增强影片的刺激力……,剧中人清歌一曲,委实也很能调剂观众的听觉,而增加他们的兴趣。”  不管如何,早期有声电影为民众留下了众多电影插曲,让民众记住了更多的演员,胡蝶、顾兰君、顾梅君、周璇等影星都如此。

     一般电影的主题曲,均采与影片同名的办法。随之主题曲的流行,电影也就走进了千家万巷。如美国凡出品有声片,就有一、两首银幕新歌伴随,并在影迷中传唱。   又如法国电影《巴黎繁梦》(Sous les toits de Paris)中的同名歌曲,后来成了法国民歌,在留声机上亦能听到,以致上海影迷热切盼望该片在上海开映盛况。    歌曲的魅力有时真比电影更为迷人, 如外国片《雷梦娜》(Ramona),《百老汇之歌》(Broadway Melody)。我听过早期歌星江曼莉为“百代”灌制的中文唱片“雷梦娜”(1935),那旋律之美妙,歌喉之甜美,实无愧于电影插曲译歌中的珍品。

     由于上世纪30年代电台流行歌曲风靡一时,电影插曲也就随之电台播歌,灌制唱片而进入了流行领域。1934年即有人惊呼:“电影歌曲唱片已有超过平剧之势”。

     1935到1937年,是推出电影插曲最多的年份。

     许如辉亦如此,凡作曲的影片,均附有一首或几首歌曲,如《兄弟行》,《劫后桃花》,《女权》等。他的歌曲刚问世,就被多家电影新歌集收入,进入社会。下为电影《梦里乾坤》主题曲“凯旋歌“的歌谱:

       
       (《凯旋歌》,电影〈梦里乾坤〉主题歌,许如辉曲,钱博词,1937)


     《凯旋歌》是一首雄壮歌曲,许如辉曲,钱博词。电影收音时,由谢添、谈瑛、李莲英、孙敏等主唱,子夜乐会和苏州吴平国乐团联合伴奏,气势磅礴,场面宏大。合唱由大夏大学(今华东政法学院)60位合唱团员担任。

     当代作曲家刘炽,创作过深受欢迎的《我的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浆》等抒情电影歌曲,生前曾提到《凯旋歌》对他的影响:

     “从我咿呀学语时, 就是30年代很多音乐前辈的大作教育了我,培养了我,引我走上了音乐道路。我已78岁了,可是60年前的那些好歌,那些电影歌曲,现在我还背得精熟,张口就唱,一唱到底,这就是音乐的魅力。 《凯旋歌》虽出现于梦境, 却唱出了现实生活中青年们的出路, 抒发抗敌男儿的壮志, 胜利凯歌的快乐。” 

     30 年代不少刊物,收集了许如辉的电影新歌,如《歌星画报》(1935),《世界名歌一千曲》(1935),《正气歌集》(1936),《明星半月刊》(1937) ,《电影名歌四百首》(1935),《电影名歌一千首》(1936 ),《明星半月刊》(1937) ,《电影新歌曲》(1938),《电影新歌集》(1938 ),《电影名歌集》(1939 ),《电影新歌集》(1946 ) 等。 百代,丽声等唱片公司灌有唱片。

     目前已收集到的许如辉的电影插曲有:

    “香草美人”(许如辉词曲,电影《香草美人》插曲,夏佩珍主唱,1934/3/19丽歌唱片 )
    “路柳墙花”(许如辉词曲,电影《路柳墙花》插曲,夏佩珍主唱,1934/8/24丽歌唱片)
    “下琼楼”(许如辉词曲,电影《翡翠马》插曲,顾兰君主唱,1935/9/25丽歌唱片 )
    “采茶曲” (许如辉词曲, 夏佩珍主唱,电影待查,1935/10/15丽歌唱片)
    “雁儿太可怜”(许如辉词曲,夏佩珍主唱,电影待查,1935/10/15丽歌唱片)
    “憔悴春光”( 许如辉词曲 , 胡蝶主唱,电影待查 ,1935/11/19百代唱片)
    “兄弟行”(许如辉曲,徐卓呆词,电影《兄弟行》主题歌,胡蝶主唱,1936/1/10百代唱片,共2首)
    “打碎玉栏杆”(许如辉曲,李萍倩词,电影《桃李争艳》插曲,叶秋心主唱,1936/1/10百代唱片)
    “青春误”(许如辉曲,李萍倩词,电影《桃李争艳》插曲,顾兰君主唱,1936年百代唱片)
    “劫后桃花”(许如辉词曲, 电影《劫后桃花》主题歌,胡蝶主唱,1936/6/6百代唱片 ) 
    “桃花之歌”(许如辉词曲, 电影《金刚钻》插曲,顾梅君,顾兰君主唱,1936/7/9百代唱片)
    “女权”(许如辉词曲,电影《女权》主题歌,胡蝶主唱,1936/11/13丽歌唱片)
    “村姑乐”(许如辉词曲,电影《生龙活虎》插曲,顾梅君主唱,1936/12/14丽歌唱片 )
    “月夜小曲”(许如辉词曲,电影 《生龙活虎》 插曲,顾兰君主唱,1936/12/14丽歌唱片 )
    “凯旋歌”(许如辉曲,钱博词,电影《梦里乾坤》插曲,谈瑛,谢添主唱,1937百代唱片)
    “美丽的小家庭”(许如辉词曲,电影《梦里乾坤》插曲,谈瑛,孙敏合唱,1937百代唱片)
    “棉纱线”(许如辉词曲,胡蝶主唱,电影待查,约1937年百代唱片)
    “月儿弯弯”(许如辉词曲,胡蝶主唱,话剧《月儿弯弯》主题歌,有唱片)
    “茶山情歌”(许如辉词曲,电影《年年明月夜》插曲,姜曦主唱)
    “采茶歌” (许如辉词曲, 电影 《 年年明月夜》 插曲 , 姜曦主唱 )
    “重返故乡”(许如辉词曲,待查 )
    “郎有心” ( 许如辉曲,明.挂枝儿记,《董小宛》 插曲,片中顾横波主唱)
    “吕四娘”(许如辉曲,潘公展词,共两首,电影《吕四娘》插曲,李慧芳主唱)

     电影插曲成熟后,电影情景音乐,气氛音乐也相继出现。戏剧家赵景深笔下是如此描绘情景音乐的:“赵丹在《女儿经》(1934年有声片,作曲待查)死前的姿势,配以音乐,简直是可爱的舞姿。”

     写电影音乐,对许如辉而言,是驾轻就熟的,因为30年代为电影作曲的同期,他已完成了数部中国民族交响乐,有《还我河山》,《壮志千秋》和《新胡茄十八拍》等。前两部已在舞台和电台公开演奏过,《新胡茄十八拍》的排练消息,已大量见诸报端,且许如辉拟以64人大乐队编制,配以全部中国古乐器,隆重演出。故电影情景音乐应有的旋律化、叙事化、民族化风格,许如辉腾挪自如、游刃有余,是完全能达到的。而平民化、田园化、人文关怀等要素,更是许如辉音乐作品的特点。如《劫后桃花》主题曲,悲凉缠绵、极富韵味,是许如辉歌曲创作上一次艺术性的突破,胡蝶唱得也很有感情;可惜《劫后桃花》电影原版再也看不到了,情景音乐也就失传了。

     研究电影音乐,最好能调看原片。可惜上海电影制片厂仅保留1957年以后的电影拷贝。中国电影资料馆虽存有30 年代初的电影拷贝,但大多数是蜡盘的,已不能放映。  数年前,《中国电影发展史》主编程季华先生电话中告诉我 :“在东南亚地区,当年是将电影胶卷放烂为止,不留任何母片的。” 这些消息,对研究中国早期电影音乐而言,是令人寒心的。 

     下图为明星二厂1936年出品的《清明时节》广告。该片由欧阳予倩导演,贺绿汀作曲,张昊和许如辉配音:

   (明星有声片《清明时节》;作曲:贺绿汀;配音:张昊,许如辉;1936年)

     30年代电影和音乐创作, 不渗合政治功利性因素,创作空间是自由的,作曲家追求个人风格,从自身情感出发,加上对电影故事的认知,理解导演对音乐的要求,作品按艺术规律产生。可说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作曲家,很难遗忘那个时代。

     四.离开明星, 许如辉其它音乐活动

     1937年8月,日本入侵上海后,国势厄颓,时运不济,明星公司被迫解散、关门。演艺人员无奈远走香港,重庆等地.。1939年11月13日, 原公司“剧务科”刑少梅卖国投敌,胁迫张石川与日寇合作不成,恼羞成怒,引来日军,把建立不久的枫林桥总厂一把大火烧尽。张石川苦心经营的膨大电影王国顿化为乌有,他锥心之痛可想而知。但张石川的拒绝,也为明星公司作了历史定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日寇占领上海期间,“明星”没有粘上丝毫污点 。

     父亲许如辉是1937年8月离开了明星公司, 走时,公司尚欠员工7个月工资。父亲先到南京, 与远房舅父,国民政府监察院秘书钱智修一家会合后,坐火车到安徽宣城,后改乘轮船,一步一步朝大后方撤退,年底抵达重庆。

     到了重庆,父亲发觉战时实施经济封锁,拍摄电影的胶卷奇缺,重拾电影作曲生涯是不现实的。1938年某日,他在“冠生园”午餐时,遇到原明星二厂导演应云卫,得知美工科副科长马瘦红正在招聘演员去成都。父亲找到马瘦红,两人联抉去了成都,加入了成都影人剧团。这是明星演职员赴蓉后组成的剧团,成员有龚稼农、周曼华、王献斋、孙敏等。父亲在团里编写了一部抗日歌舞剧《还我河山》,并担任了田汉编剧的《回春曲》和《雷雨》的场记。由于经营困难,成都影人剧团难以维持,父亲稍后又加入了陈白尘、陶金、刘郁民、陈鲤庭主理的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由于成都轰炸厉害,演出并不理想,父亲又回到重庆。此后,他经贺绿汀内部介绍,进入重庆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任古筝演奏员兼作曲,后来从事民族乐曲、话剧音乐和音乐剧的创作,谱写了乐曲《寒夜闻柝》,《大同乐》、《大同之声》、《忆别》、《原夜牧歌》;以及话剧音乐《棠棣之花》、《屈原》、《忠王李秀成》、《董小宛》、《鬰雷》(即《红楼梦》);音乐剧《木兰从军》。父亲还受国民政府之托,为国家试编了24章节的《国家典礼乐章》。电影音乐则有中国电影制片厂的《东亚之光》、《国民主席林森记录片》,以及陶金导演的抗日电影(片名待查)。

     抗战胜利后,许如辉1945年底从重庆回到上海。1946年春,原明星公司导演徐欣夫找上门来,电影《吕四娘》即将开拍,请他作曲。父亲就这样成了柳中浩主理的国泰影片公司特邀作曲,谱写了《吕四娘》(李慧芳主演)电影音乐和两支插曲,潘公展作词。旋后,又应邀为杨小仲编导的《钗头凤》(陈云华,杨志卿主演)和《十步芳草》(顾兰君,冯喆主演)作曲。

     此段时间,许如辉还在上海完成了第二部音乐剧《塞上曲》。如果不是去了重庆,而是留在孤岛上海,他会有更多电影音乐作品问世。因为电影讲求合作,导演与作曲之间讲求默契,与许如辉长年合作的张石川,徐欣夫,李萍倩等明星公司导演,一直留在上海。

     1947年元月,许如辉开始为戏曲作曲。1950年,他经夏衍和黄源介绍,进入华东文化部戏改处,从事音乐理论研究,后转入上海戏曲界,全职为越,沪,扬,滑稽等剧种作曲,作品遍及各剧种,大小近百部。代表作有傅全香范瑞娟的越剧《真假夫人》,袁雪芬的《借红灯》,戚雅仙的《尤三姐》;筱爱琴丁是娥的沪剧《白毛女》和《罗汉钱》,石筱英的《大雷雨》,凌爱珍的《少奶奶的扇子》,杨飞飞的《为奴隶的母亲》,《龙凤花烛》,《茶花女》,《家》,《妓女泪》,《陈化成》,《两代人》;顾玉君的扬剧《人往高处走》;杨华生的滑稽剧《好好先生》,文彬彬的《三毛学生意》,《三个新郎》等。

(许如辉,二十世纪50年代)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文艺界拨乱反正,中国文化界曾掀起回顾和珍重历史的短暂好时光,父亲偶然从一本北京出版的文史资料中,读到何君秀女士1965年写的《张石川与明星公司》,想是勾起了他在明星公司的往事和与张石川的交往,情绪有所波动,在一本笔记本上重重烙下:“1965年写, 1931年有声片时”几个字。他还写下了“中国电影资料馆有影片两千多部”, 以及“应云卫、左明、王莹”等人的名字。 此时,父亲收到数封来信,让他回忆“中国有声电影的历史”。他在写回忆文章时,马不停蹄地走访了30年代的影坛宿将,还跑到上海徐家汇藏书楼查找老唱片,并将情况记在日记中:

     1980年10月,我收到中央文化部艺术研究所一封信,叫我撰写回忆录,有关解放前电影创作的往事。我欣然动笔,把所知道的情况写了一点,寄到北京。(电影音乐)只是我整个音乐生涯中一个小部分。
  
     1980 年11 月23 日,郑世安 (注 :国乐大师郑觐文的孙女 )受中央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委托 ,特来走访并告之向延生同志有信给她,要打听我的住所和身体健康情况,如果行动方便,说还要让我去北京,协助该院搞些有关近现代音乐历史方面的工作。

     1980年11月24日,接到文化部办公室(文艺研究室)给我来信,并寄来我在50年前为原吉星影片公司摄制《年年明月夜》的电影插曲“採茶曲”,“茶山情歌”。两支曲子的采用经过,和要求查讯,回忆一下该公
司的性质和成立年月。

     1980年11 月29 日,访问原明星影片公 司老演员宣景琳同志,得悉原明星导演徐欣夫已去世十多年。顾兰君还活着。要我在向夏老( 注 :夏衍 )去信时,帮她附一笔,向夏老问好。并代为向他反映一下她的最新情况。并得知顾梅君还经常带着她的儿子徐永寿,在香港作客。

     1980年11 月30日,走访商周 ( 注 :戏曲导演,30 年代演员 ,原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助理导演, 许如辉好友)后 ,一同前往韩兰根处拜访。走访郑小秋 ( 郑正秋 之子 ),夜访(郑)世安。

     1980年12月7 日, 访电影老导演,92 岁的高梨痕。  

     1984年10月30日于上图唱片组查到“永别了我的弟弟”(江曼莉)、“下琼楼”(顾兰君)、“兄弟行”(胡蝶)、“放在心头”(包庸珍)、“夜月之歌”(汪淡淡)、“路柳墙花”(余静)、“四时吟”(夏佩珍)、《桃李争艳。青春误》(顾兰君)、“搁楼上的小姐”、“卖油条”、“缝穷婆”,“听说妳病了”。(注:均为许如辉作品)

       ……

     可说,80年代初期,父亲是很想为中国有声电影史撰写回忆录的。他当年已属硕果仅存的中国最早期的电影音乐家了,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项极为重要的工作没能进行下去。由于张石川1953年已病故,徐欣夫去了台湾,李萍倩久居香港,父亲晚年与宣景琳、徐琴芳、郑小秋、钱千里、华香琳来往较多。他还是钱千里入农工民主党的介绍人。
 
     在整理许如辉早期电影音乐时,我顺便收集了明星公司其他作曲家的电影作品,并对照《中国电影发展史》提供的影片目录,发觉不少有声电影的音乐(含编配)“名花无主” 。有文章提到:“自1936 年起 ,明星公司全部制作有声片,即使卡通片或新闻短片,亦加以配音”。现将“名花无主”的有声片列出如下:

     明星公司有声故事片《歌女红牡丹》(1931)、《玉人永别》(1931)、《旧时京华》(1931)、《银星幸运》 ( 1931 )、《如此天堂》(1931,蜡盘配音)、《啼笑姻缘》(1931,部分有声片)、《自由之花》(1932,有声片)、《血债》(1932,徐欣夫导演,后被禁演)、《失恋》(1932)、《 二对一》(1933)、《脂 粉市场》(1933)、《满江红》(1933)、《春蚕》(1933,配音片)、《麦夫人》(1934 )、《女儿经》(1934 )、《大家庭》(1935)、《新旧上海》(1936)、《海棠红》(1936)、《小玲子》(1936)、《夜会》(1936)、《 生死同心》(1936)、《永远的微笑》(1937)、《四千金》(1937)、《夜奔》(1937)、《母亲的秘密》(1937);

     其间,明星公司万古蟾三兄弟出品了不少有声动画片,如《神秘小侦察》(1933)、《民族痛史》(1933)、《漏洞》(1934)、《骆驼献舞》(1935)、《飞来福》(1935)、《抵抗》(1935)等;

      此外,明星公司在30年代还出品过一批有声新闻记录片,如《上海之战》(1932)、《长江轮渡》(1934)、《泰山》(1934)、《泰山新闻》(1934)、《曲阜》(1934)、《西北风景》(1934)、《欢送周(剑云),胡(蝶)出国》(1935)、《礼服大会》《1935》、《欢迎周,胡返国》(1935)、《锡沪公路通车典礼》(1935)、《第六届全运会》(1936)、《鲁迅先生逝世新闻》(1936)。

     1987年元月4日傍晚5时59分,我的父亲、中国早期有声电影音乐作曲家许如辉病逝上海,终年77岁。病重期间,电影界钱千里先生曾来病榻探望。

     上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电影已与世界同步了,这是很引以为骄的。值此电影百年回顾,举国欢腾,点数电影丰碑上的闪亮记录之时,不能忘记掩盖其后,无数不忍卒听的悲戚故事。贺庆之外需反思: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如中国般销毁了那个时代大部分资料,有意或无意地扔掉了某些历史,折磨和摧残创造了那段历史的优秀电影艺术家。与父亲许如辉合作者中非正常死亡者,就有冯喆、应云卫、顾而已;即使逃过一劫,又有多少电影艺术家抱憾而死?包括父亲及合作者赵丹、陶金、舒绣文。时至今日,任何人握笔整理和填补那段历史,都难抑遗憾、惆怅、压抑和郁闷之情,我何尝不是如此?本该父亲来完成的“中国早期电影音乐回忆录”,哪有足够的条件让他生前安心写作?  没有父亲形象生动对往事的娓娓道白,我是无法写得好的,只有勉为其难了。“千秋定论归青史”!《许如辉与中国早期电影音乐》匆匆完稿了,篇中史料来自许如辉手稿,3,40年代的报刊杂志,上海唱片公司的母版唱片,对历史负责的音乐学家,全球各地热心的老歌和唱片收藏家,以及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70,80岁以上的老人们……。

     “历史在苍生中”!

      (原载台湾《传记文学》2006年第12期,英文版刊于美国《Asian Cinema》,2006)

     ………………

    参考文献

[1]   上海《申报》,19251928年大部分,19291937年全部,19451949年全部。

[2]   许文霞:“我的父亲许如辉与中国早期流行歌曲”,《中国音乐学》,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院主编,20021期,页63-77

[3] 中国百年电影史亟待重构”,  《银海娱乐》网摘自《广州日报》 2004426日。

[4]研讨中国电影史,学者重整中国电影百年记忆”,《九江信息港》网,2004525日。

[5]   陈播主编:《中国左翼电影运动》,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1993年,页292-293

[6]   山东艺术学院孙继南教授提供: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1959年编印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参考资料 (105,144) 附录记载, 电影《清明时节》属于‘ 解放前的进步电影’ 之列。”   

[7]  充裕:“空中电影”, 《影戏杂志》,178期合刊,页40-41

[8]   刘志坚:“忆许如辉先生”,刊《作曲家许如辉纪念网》 http://blog.bcchinese.net/yaya/2005222日。

[9]   庆培:“有声片与无声片”,《银幕周报》,11期,页15

[10]   Richard Platt Film , Stoddart Publising Co. Lit., Torotno, Canada, 1992 P. 12-30        

[11]   雪花:“有声电影是国片复兴的新途径”,《影戏杂志》1 56期合刊,页31

[12]   孙瑜:“回忆联华公司片段”,《文史资料选辑》19795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10月第1版,页160-161

[13]   消息:“全国电影事业概况”,《明星半月刊》193726期,页17

[14]   许如辉手稿

[15] 《申报》,1935114日。

[16]  “明星公司革新宣言”,见《中国左翼电影运动》摘自《明星半月刊》193611期,陈播主编,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北京,页27--29

[17]  “明星特写”,《明星半月刊》,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出版,1936年。

[18]  王懿之:《聂耳传》,上海音乐出版社,上海,19925月,页351

[19]   许如辉致文霞家书,19841218日。

[20] 《银光》,第2期,页44-45

[21]   充裕:电影界的新局面”, 《影戏杂志》,187期合刊,页35

[22]   瘦鸥:“有声与无声之讨论”,《银光》,2期,页33-34

[23]   黄嘉谟:“中国有声电影与当前的音乐问题”,《明星半月刊》, 1936年,页28-29

[24]   康泰明:“法语有声电影将在沪公演”《银幕周报》,11期,页9

[25]   刘炽:“序言”, 《中国早期歌曲精选》, 陈一萍编,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 20001,  序言页。

[26]  赵景深:“琐碎的意见”,《明星半月刊》,193513期, 14

[27]  何兆章:“明星杂记”,《上海电影史料》,第1辑,199210月,页5-8

[28]  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2卷,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1963版,1998年印刷,页468-469

[29]  许如霞:“许如辉与中国现代戏曲音乐”,《中国音乐学》,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20042期,页40-51

[30]  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1卷,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1963年版,1998年印刷,页529- 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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