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被埋没被遗忘的电影摄影师罗及之

前海一支剑 发布于：2007-11-17 23:16

     昨晚从北京匆匆赶回上海，为的是今天到虹口图书馆参加电影摄影师罗及之诞辰百年纪念会。罗及之是谁？不要说今天的电影观众，就是那些平时把研究电影当饭碗的学者恐怕也没几个人知道。事实上，罗及之是三十至五十年代一位风格非常独特的电影摄影师的名字。

电影摄影师罗及之（1907－1966）

     罗及之原名罗震，1907年出生在江苏南通一个木材商人之家。少年时因倾慕《水浒传》中的宋江而为自己更名“及之”，号“时雨”。1926年，19岁的罗及之进入明星影片公司洗印车间学习洗印技术，后又转到摄影组学习摄影。1929年，罗及之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当摄影助理。1932年又转投到大东影片公司，正式担任摄影师，与导演汪福庆合作完成了他的摄影的处女作《她的使命》。

     1933年，他在联华影业公司与导演袁丛美合作拍摄了反映航空学校教学的影片《铁鸟》；1934年在吉星影业公司拍摄了由吴文超导演的影片《难姐难妹》。是年，罗及之又在文化影业公司拍摄了影片《父母子女》，受到同行积极评价，奠定了他在电影界的地位。

     让罗及之名声大振的，是1937年，由他掌机拍摄的新闻纪录片《平型关大捷》。这些影像素材，后来被编入《抗战特辑——二》，成为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唯一纪录那场惊心动魄的战事的国宝级的影像资料。为了拍摄这部影片，罗及之甚至来不及请示他所在的武汉国民党中央电影制片厂的领导同意，而独自携带摄影器材来到战火纷飞的前线，冒着生命危险为后人抢拍下一系列珍贵的历史镜头。

        罗及之为了保护《平型关大捷》影像素材，在护送胶片途中坠马受伤。

     1940年，罗及之与著名导演何非光合作，拍摄了著名抗战影片《东亚之光》。这部影片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不仅是由于它对于鼓舞中国军民的抗战士气起过巨大作用，更是由于影片完全采用纪实风格拍摄，甚至全部角色都是由当时日军被俘人员以及战俘收容所管理人员扮演。这种风格，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惊人相似，但却起码比新现实主义早问世五到七年。

     这部影片的摄影，在当年似乎非罗及之莫属。因为他拍摄的《平型关大捷》影响实在太大，以至于人们一想到新闻摄影，就不得不首先提到他的名字。在《东亚之光》的拍摄中，罗及之也的确发挥了自己的技术优势，大量采用新闻片的拍摄手法来表现真实的场景和形象。

     比如布光，由于拍摄条件有限，迫使罗及之不得不尽可能使用自然光效，即使有照明设备，也尽量追求光效的逼真和协调。在镜头运用上，罗及之也大胆采用纪录片式的运动摄影。影片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一组表现日本战俘宿舍生活的场景。罗及之运用长镜头跟拍，使得摄像机的运动方向由横移自然转换成纵向推进，将一排排整齐的床位和宿舍的空间纵深表现得十分精确传神。

     镜头随着战俘的来往走动，在宿舍中灵活地穿梭、逡巡，使得镜头的景别、景深、前后景出现了复杂的变换，空间关系显得自然而完整，为观众展示了一种富于生活情趣的“镜头内部蒙太奇”视觉效果。这组运动摄影画面，显示出罗及之驾驭镜头与场面调度的高超拍摄技巧，受到当时评论的高度赞誉，认为影片的“每幅摄影取景、布光，都超出了以往国产影片的技术水准”。

     在今天，当纪实拍摄手法成为故事影片摄影创作的一时之趋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对《东亚之光》的超前探索报以极大的尊重。在电影史上，某些风格和手法每每呈现为一种对历史的重复和回归，而历史自身，也正是在这种螺旋上升的趋势中一步步走向更高的境界。如果我们把《东亚之光》的摄影创作，放置在这样一种历史格局中来加以评判，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对罗及之所具有的先驱者地位给予充分的肯定和积极的评价。

     1949年以后，罗及之与“中制”的部分留守人员和全部设备，都被共产党接收，成为国营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一员。在以后的岁月里，罗及之几乎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作品问世。他拍过一些戏曲短片，拍过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故事片，后来又被安排做技术课的课长，大跃进时期，又被派到福建支援新厂建设，困难时期新厂下马以后又被调到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担任摄影系教员。总之，一个有才华的摄影师就这样被我们的体制所耽误，所埋没。

     最后，在“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罗及之无法忍受别人对他的侮辱与陷害，含恨自尽。据了解情况的蓝为洁老师说，罗及之之死，甚为惨烈，他把自己投进苏州河支流的污泥中，在挣扎和痛苦中渐渐窒息致死……呜呼，一代影人，就以这样一种方式与人世告别……。

     左为罗及之在“中制”的同事，著名剪辑师，汤晓丹导演的夫人蓝为洁女士。

     然而，像罗及之这样一位本应青史留名的著名摄影家，在今天却几乎被人遗忘殆尽。甚至连最为权威的《上海电影志》上，也没有关于他的只言片语……这究竟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是我在本次会议上发言的重点所在。我认为，造成这种“有意遗忘”的，不是别的，正是我们一直以来戴着各种有色眼镜，并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电影史观。

     具体来说，长期以来，我们的电影史始终用一种带有政治偏见、文化偏见和艺术偏见的历史眼光来观察、评述历史人物。像罗及之这样的人，至少有四层理由被历史和今人遗忘。

     第一，我们的电影史，直到今天始终是所谓“左翼”主导的“进步”电影史。而罗及之作为供职于国民党国营制片厂，常年身着国军军装的军旅艺术家，在1949年以后当然会被主流权力边缘化。人们甚至忘掉了，他首先是一位爱国者，其次才是一名摄影师。

    第二，我们的电影史，只是一部单一的故事片电影史，而作为以纪录影片或纪实风格见长的罗及之，自然也不会被放置在一个重要位置。

     第三，我们的电影史，似乎仅仅对电影“艺术”情有独钟，而对与之关系密切的技术、管理、教育等电影文化的纵深层面少有涉及。

    第四，我们的电影史，始终暗含着一种“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荒唐逻辑，历史与历史叙事，仿佛永远属于那些无论在政治上还是艺术上的“胜利者”，从而让一部完整的电影史被割裂成一部由一系列得到主流文化“认可”的影片、影人所构成的“经典影片史”。

     用这样一种偏颇眼光来书写历史，其结果就必然使得像罗及之这样的前辈影人被历史边缘化。他所从事的很多富有创造性的工作，比如由他拍摄的战时纪录影片，以及建国以后所担任的技术管理、电影教育等方面的工作就自然而然地被排除到“正史”视野之外。这是造成罗及之被既往电影史所忽略的主要原因。

     今天，如果本着一种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态度来重新审视罗及之及其电影摄影创作，我们就不难发现，尽管罗及之在五六十年代动荡的时代背景中，没有能够发挥出自己的业务特长，也没有能够让自己所钟爱的摄影创作攀上又一座高峰。但他却毫无怨言地将个人前途和事业发展完全融入了新中国建设的历史步伐当中，并在摄影创作、技术管理、电影教育等多个领域取得了成就。

     事实上，这也是罗及之人生价值的别一种实现方式。这种价值，也许无法单纯以个人艺术成就高低加以衡量，但它属于那个特定时代，体现了罗及之他们那一代电影人共同的生命历程。应该说，作为一名中国电影史风云变化的见证者和亲历者，罗及之无愧于他所在的时代，也无愧于他所献身的电影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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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夜闻柝注]

     著名电影摄影家罗及之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已于200年11月17日在上海召开。该次会议的发言、纪要，图片，将陆续在本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