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罡：依依韶華舊樂
寒夜闻柝 转自 二闲堂 2011-10-10
常罡，生於北京，長於北京。少年進廠學工；一九七八年考入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學糸；一九八五年入美國伊利諾大學音樂學院讀研究生；歸國，任教中央音樂學院十二年。一九八三年起，發表音樂譯述與短、中、長篇文學作品。
現移居美國，研究並收藏中國古代文物，著有《海外拾珍記》。
注：本文为杂志《今天》夏季號“七十年代”專題而作。
一、
我仍然記得那件精巧的樂器擺在東四信托商店貨櫃裏的模樣：黑皮蓋盒，打開，樂器被卸成三段，分臥在內襯紅色絲絨的凹槽裏，管身烏黑，鑲滿銀燦燦的按孔和鍵紐，令人心動。
笛管膠木制做，按鍵純銅鍍鉻，標價四十元。
店員說得天花亂墜。這叫加膜笛，西洋長笛和中國竹笛的結合，星海樂器廠發明創造。笛身三段相插，按鍵設制和西洋長笛相同。在第二截管端，設有一可旋轉套管，轉至有圓孔處，便可貼上笛膜，吹出中國竹笛的聲音，彌補了竹笛須指按半孔才能演奏半音的缺點，更能隨意轉調。套管轉過去，圓孔堵沒，又變回長笛音色。
東四信托商店位處東四南大街把口。旁邊有一小門臉，正是星海樂器廠的修理服務部。店員的知識，應當是從那兒淘換來的。
我小時吹過兩天竹笛。這草根大眾的玩意兒，外觀簡陋，沾嘴就響，顯得無奇可道。而這加膜笛，遠看似雕鏨精美的鑲銀神杖，擎笛吹奏，會招來多少青睞的目光和暗暗的贊羨。只是那標價，在當時一角錢可餐便飯的中國而言，確是一筆不小的款額。
那時父親隨文化部藝術院校下放在河南新縣，家事由母親一人做主。我幾次向她訴求：姐姐已經有了一把小提琴。初中快畢業的我，也應該學一件正規的樂器。母親持家尚儉，雖說對音樂並不懂行，但做為資深的小學教師，深知子女藝教的重要。一天晚飯後，她終於松了口，答應抽空兒先去看看再說。
燈熄人靜時分，我躺在自己小房間的床上，思來想去，睡不著。我起身，跪坐在床上。窗外月色，夜藍星稀，老樹枝幹丫叉。鬼使神差地，我竟平生第一次做了個揖，想了想，又向東西南北各拜了一拜。並不知拜誰，只希望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幫我一把，以無形之手推著母親去信托商店看看，並且，帶那枝加膜笛回家。此時在我的小小世界裏，寰球同此笛涼熱。
捱過戰戰兢兢的期盼，最終如願以償，是幾個星期之後了。母親在暮色中推開家門，我一眼就看到她手拎的書包裏，斜躺著那只長方形的黑皮蓋盒。
那些日子，早上一睜開眼，便覺得有什麼好事在等待著我，趣味盎然，隱閃幽光。其實，這就是那黑管銀笛的幻象。睡前，我小心擦拭笛頭、笛身和笛尾，分段放入盒中，輕蒙上一塊舊絲手絹，扣上盒蓋，放在枕邊。
幾十年來，這種加膜笛我僅見此一支。也問過音樂同行們，沒人聽說過，就連最愛琢磨旁門左道的音樂學院長笛教授朱同德先生——曾向我演示如何在長笛上同時吹出兩個音——也沒聽說過。想來這大概是北京星海樂器廠試制的唯一一支，因不被音樂界接受，才輾轉流落，來到我的身邊。
家裏又先後為我買來練習用長笛和演奏用長笛。來到美國，為了自娛，又購進一支雅馬哈金嘴長笛。雖如此，對這所謂加膜笛，始終未能忘懷。畢竟，它是我擁有的第一件像樣的樂器。我在它身上熟悉了長笛的指法、呼吸和運舌的基本技巧，體驗過演奏的愉悅。因為它，我萌生了少年時代第一個夢想：成為交響樂團中的一名長笛手。每當音樂會開始之前，吹上一串弧線劃過的半音階熱熱身，執笛走上台，面對仰慕的觀眾，態度簡慢地坐下來，翻檢一下架上的樂譜，和旁邊的同事低語幾句……
我自幼在中央美術學院的氛圍中長大的。若要學中西繪畫版畫雕塑，應該能找到一位一流的名家為師。跨界去尋找一位音樂界中又管樂門下又長笛一小類的老師，而且在當時文藝演出單位大多人去樓空的北京，對我而言，著實不易。
母親要為另一所小學裏的一位青年女教師介紹對象。一問，她居然曾在少年宮學過長笛。雙方見面那天，她來我家，極力否認具備長笛老師的資格，但簡單講了講指法，並要我只取那段有吹孔的笛頭，就像吹醬油瓶子口，口唇微笑，氣沉丹田，找著寸勁兒，吹響，要平穩，連吹至少一個星期。她讓我把手放在她那苗條的腰肢上，一吸氣，腰圍竟像生氣的青蛙一般鼓脹起來。加膜笛，她試了試，高音不太好吹，便建議練一段時間，買支正規的長笛。
雙方互見，印象不佳，她就沒有再出現。
我開始摸索自學的歷程。
憑著竹笛的基礎，我很快就吹出曲調，練習音階，指法也逐漸熟練起來。苦於找不到長笛教程，只能逮著什麼就吹什麼：毛主席語錄歌，阿爾巴尼亞和朝鮮的電影插曲，新聞紀錄片的片頭音樂，小時聽過的民歌，等等。最重要的練習曲是樣板戲，特別是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和《白毛女》的音樂，我簡稱之為“紅”、“白”，每天必吹。
下午一放學，我打開收音機，准能尋出一個非“紅“即”白“的頻道。調好音量，然便從頭到尾，躲在樂隊音屏的掩護之下，不管高音低音，弦樂管樂，獨奏齊奏，我都摻和一回，艱難的地方便糊弄過去。濫竽充數是個貶意的成語，其實那感覺，妙不可言，心潮隨著樂曲起伏澎湃，儼然已被樂隊全體認可並被接納為一員了。
我並不滿足於此。會讀五線譜之後，從新華書店買來一本“紅”的總譜。翻開，如同剖開了樂隊的腹腔，我看到了五臟六腑的秘密排列。我把長笛聲部的分譜抄下來，腳踏節拍，進入，讓出，休止，竟更添奇趣，好似大家集體繪畫，輪番上陣，待到你時，立即出手，把你那若幹色彩精確地點抹到預留給你的部位上。我有時羞於承認、又不得不承認，正是最初這種聞之簡單、聽似直白的革命音樂語匯，教給了我音樂的最基本的東西。
有個同學的親戚的同學的親戚，借給我一本長笛初集教程，法文本的，條件十分苛刻，只借一天。抄是來不及了，我照譜一條條吹下來，竟勢不可擋，於是信心大增。
離我家不遠的一處院落，天天傳出小提琴練習曲聲。那是一位拒絕插隊、待業京城的社會青年，懷著要改變自己命運的決心在苦練。我們相識了。他的表弟志在美術，很想拜一位美術學院的老師。我答應一定成全這事兒。表弟便把姐夫，總政軍樂團的長笛邵老師，介紹給我。
我頂著寒風，騎車來到車公莊軍樂團所在地，走進樂聲回蕩的大樓，從一層正廳的大穿衣鏡中，看到背著長笛抖抖瑟瑟的我。
邵老師聽我吹奏，稍加指點。高音要飄、要亮，低音要結實；單吐要有彈性，就像大提琴撥奏，雙吐要像機關槍射擊，噠卡噠卡，火花四濺。又說，人民大會堂外交國宴，都是軍樂團小樂隊奏樂助興。賓主一撤，“我們就開過去了。那叫豐盛。”一個戰士學員推門探頭。排練的時間到了。
我往外走。一位高大的圓號手，昂首執號，黃澄澄的號身在樓道的陽光下閃耀。他那悠遠寬舒的法國圓號聲，令人如置身冬日群山之中。
部隊傳達室的電話很難打通。打通了，很難傳達到邵老師耳邊，傳到了，又很難和他約定上課時間。車公莊路遠，徑自闖去，又每每撲空。幾次下來，只好作罷。
姐姐的好友侯珍，是相聲大師侯寶林的千金。中國煤礦文工團的一位相聲演員，那時正苦苦地戀著她。受她之命，為我引薦了本團臨時任用的長笛李老師。
兩個月後的一天，去回李老師課。他正在憤怒地練習，情緒很是激動。據他說，自總政軍樂團轉業，一直沒得到與他才華相符的安置，才屈尊來到煤礦文工團樂隊，一支連雙管編制都湊不齊的破樂隊。現在又借口他晚來早走，無故缺席排練，刁難他，向他發出最後通諜：准備曲目，團裏要聽聽他的演奏水平，通不過就走人。
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李老師。
沈瑞奉阿姨，中央樂團合唱團的元老，是解放前父親在燕京大學的同學。她的女兒金紅，一個粉嫩臉色、喜氣盈盈的女孩兒，好像已被分配到一家自行車修理鋪上班，正巧也在學長笛，師從中央樂團的女長笛張老師。張老師位居樂團第二長笛。偶爾，首席李學全老師不在，她一挪身，也坐過首席。沈阿姨跟張老師打了招呼，讓女兒帶我去見見她，看是否願意收下我。
張老師家在和平里中央樂團樓區。金紅引我進了燈光昏黃的樓門口，沿著蒙塵的樓梯上到四層，敲了敲當中一家的門。
我站在金紅身後，心跳得厲害。和平里，中央樂團，那會兒，在我們這些真誠得可憐的業餘音樂愛好者心目中，是高高在上、光環繚繞的聖殿，也是森嚴冷酷、對你的藝術生命操掌生死大權的私刑法庭。門一開，便有廚房飯菜的溫熱摸在臉上。張老師就像我遠遠在台下見過的一樣，中等身材，不好看，也不難看。她讓我們進來，說了句“你來吧”，便繼續忙裏忙外，喝令在另一個房間裏的兒子寫作業，進廚房掀鍋蓋，“嘩”地擰開水龍頭……
我在門廳裏，開始吹新近在練的莫扎特《C大調長笛協奏曲》。她時或過來說上一句“口型不對，”或“你這是從哪兒學來的？”我亂了方寸，心裏委屈，越發顯得笨拙，手指打戰，舌動不靈，高音聲嘶力竭，低音虛浮無力。我停下來，換吹另一曲。金紅也是頭一次聽我演奏，微笑著，大概也在替我難受。兒子從裏間慢吞吞蹭出來，准備吃晚飯。我想是告退的時候了。
張老師從廚房裏探出頭，叫金紅下星期二來回課。金紅走進去，小聲和她說什麼，應該是關於我的事。她出來時的神情，已經說明了一切。
夜幕籠罩的樂團樓區，家家窗帷透出柔和的燈光。遠處似斷似續的鋼琴聲，如撒向暗夜中的散碎晃漾的冰塊兒。前面就是金紅家的樓。我像個被逐出家門的人，情緒低落，前途一片混沌。金紅也是我那丟人一幕的目擊者。我一向自認有幾分才情的。可這會兒我覺得，在這個女孩心目中，我連一丁點兒威信都沒有了。處在少年維特那個年齡，我任性，敏感，看了幾本書，剛剛知道到大師多少有些古怪，離明白古怪卻未必大師這一步，還有一段路。我竟連“再見”都沒心思說，低頭就走了。
一路上，想到讀過的那些偉人傳記，想到羅曼.羅蘭筆下那奮鬥的約翰.克里斯朵夫，想到成功的那天，鮮花和掌聲簇擁著我，張老師自然也在場，悔恨得根本就不好意思來見我，那悲壯的心情，不禁油然而生。
我有了第一位真正的長笛老師，是在1973年。我已在郊區清河鎮的北京絨毯廠當了一年多學徒工，父親也隨中央美院幹校回到北京。美院圖書館的劉謙叔叔，見父親來借什麼“長笛教材”，一問之下，立刻答應帶我去見一位“長笛專家”，他在部隊的老戰友，空政文工團管弦樂隊的蘇老師。
蘇老師少年參軍，在宣傳隊裏吹吹唱唱。五十年代，被保送到中央音樂學院管弦糸學習。讓他選專業，大概也是出自吹過兩天竹笛的緣故，他選了長笛，主課老師就是中央樂團長笛首席、中國第一長笛李學全。李老師課徒極嚴。有時回課沒回好，蘇老師氣得就摔長笛，猛地舉起，使勁下放，輕輕擱在床上。
他教我要把握音樂史上不同時期的時代風格和不同作曲家的個人風格。古典樂派，要從容、典雅、禮數周全，切忌油腔滑調；浪漫時期，敏感、神經質、又富於夢幻之美；蘇俄老毛子的音 樂，那是俄國熊大肚囊裏吼出來的。他們十冬臘月敞著懷，胸脯上肉厚毛多，蚊子落上去也叮不著……
我摘出德彪西《亞麻色頭髮的少女》的旋律吹給他聽。他說：“想像海邊的少女，法國的，獨自一個人，遠遠地，看不真她的面貌，影影綽綽的，身姿那麼美，手腳那麼美，一句話，倩影，”他把這兩個字寫給我看。“可你吹得像是革命婦女的大腳。”
有時，興致來了，他會和我吹一些雙長笛重奏曲目。兩支長笛的聲音，像兩條柔朗的光柱，在黑暗中交叉編織出紋理和圖形。
他藏有全套東歐長笛學派的教材和相當多的長笛曲譜，供我隨意取用。如果說以前，好似蘸著小碗裏的水擦擦身，那麼現在，我可是縱身暢遊在江河之中了。
他為我講授 和聲和複調的基本規則。告誡我，最初訓練，要用規則捆住手腳，而最終創作時，一切規則都是可以打破的。父親那時在譯康定斯基的《色彩論》，這與他對色彩學的議論如出一轍。
這樣愉快的教學生活，一直持續到我考入中央音樂學院前夕。蘇老師心血管不太好，身體每況愈下，再也無力旁顧了。
二、
北京絨毯廠在遠郊清河鎮。騎車上班，自城裏出德勝門，還要騎一個多小時才能到。第一次騎車去廠裏，騎了不知多久，眼看到了廠門口，幾個人單腿站定，互相看著，可就是沒人抬腿下車。腿騎僵了，劈不開叉。
入廠報到的那天晚上，大雪紛飛。安頓好宿舍，我取出心愛的長笛。輕輕一吹，如同特務發出接頭暗號，呼喚周邊潛伏的同夥。
果然，正吹著，敲門聲響了。門一開，進來兩位師傅，年紀不老，介乎中、青之間。領頭的自報姓周，問了問我的情況，又讓我吹了兩曲。市紡織局每年要组织文藝匯演，通過審查的節目還能参加五一、十一在中山公園的遊園演出。他說屆時要把我從車間裏調出來，脫產一個月，參加廠宣傳隊的排練演出。
提及廠宣傳隊，有兩位人物不得不記。一位即是邀我加盟的周師傅，另一位則是不再要我的老白。
周師傅，人稱小周，廠宣傳隊樂隊隊長，熱情人，拉手風琴。他，就像我們在生活中常常遇到的那些不幸的人們，酷愛文藝，其愛之深，遠遠超過許多專業音樂人，就是手技跟不上。他那架手風琴混在樂隊裏，不是演奏，而是戳戳點點。看起來嫻熟自如、輕巧似燕，其實碰響的音鍵和正在演奏的音樂，基本上沒什麼關糸。有時情緒一來，他還要，用今天的話說，“傾情演繹”，力展風箱，百音雜出，那就更嚇人了。他對大齊奏這種演奏方式情有獨鐘。幾年來，無論什麼音樂，廠樂隊一直保持著大齊奏的風格，即所有樂器一起上陣，無論肩頸、不分腰身，從頭到尾如水桶似的一般粗。這應當說和小周師傅的音樂趣味和他個人的演奏習慣有著直接的聯糸。
老白，人隨和，好脾氣，北方口音，省份不詳。原在保衛科，後到廠工會負責文體宣傳工作。他和舞隊美人小唐爭論舞蹈動作的編排，把人家氣哭了，罵他“臭老白”。以後大家也就這麼叫他。
老白練過打拳，又擅舞蹈。如果哪個男角色誤場，比如像《洗衣歌》裏的班長什麼的，他都能挺身救場。普遍認為，他的舞姿仍帶有武術拳腳的流風遺韻。
他的看家本領其實還是破案。廠辦公區被撬，他也來到犯罪現場。四下掃一眼，根本用不著思索，脫口就來了一句：“這肯定是人幹的！”把在場的警察都鎮住了。
他對我挺好，就是對我的自由散漫、胡為亂作不滿意。在我三番五次的纏磨下，他好不容易從廠裏批下一筆錢，要為樂隊購買一只嶄新的星海牌長笛。這事自然交給我去辦。
我揣上錢，專程去了趟王府井星海樂器店。一進店，喲，長笛旁邊擺著一支短笛！盒子比眼鏡盒大不了多少，笛身只有鋼筆粗細，長僅拃許，分成兩截，周身也滿鑲銀鍵，簡直像微縮的長笛。它是交響樂隊的最高音，樂器武庫中最微型的袖珍槍，作品裏應用不多，平常難得一見，屬珍稀品種。
我當即做出決定，放棄購買長笛，改買短笛。
回來向老白匯報，他打開盒一看，愣了，說：“讓你買長的，你咋買了個短的！
我勸慰他，短笛也屬於長笛家族，可以稱之為小長笛。表現革命或反革命的狂風驟雨，那尖利呼嘯，全靠它了。我保證，在北京所有業餘宣傳隊裏，擁有短笛的，就咱們一家。
老白根本聽不進這一套，說：“爹和兒子能是一回事嗎？你讓我怎麼交待！”
由於“小長笛”事件，加上車間領導屢次反映，這批學徒工表現不好，整天搗蛋生事，早戀三角戀也鬧得沸沸揚揚，絕不可放縱。因此再逢五一、十一的文藝匯演，老白就不從車間調用我了。不過，也無所謂。以蹩腳的抒情詩風來形容，那時，“我的心，已飛得更高，飛得更遠。”
我想闖闖專業團體的大門。
廠裏一般的工人師傅們，不太欣賞我的笛聲。有的見我練習，就說：“又這兒張羽煮海哪，龍女兒下凡找你來了啊！”這是舊戲文裏的神話傳說。有的挺煩我：“吹得跟夜貓子叫似的！”那會兒提倡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廣大群眾所喜聞樂見。可是根據我的體會，工農兵大眾最喜聞樂見的，要數電影《列寧在一九一八》裏男女芭蕾舞演員舒臂舉腿、甜蜜接吻的那一類鏡頭。我借著銀幕反光，在黑暗中瞅瞅左右，那一雙雙大眼小眼，都一眨不眨緊盯著看。真應了從那時流傳至今的一句名言：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也是。宿舍樓裏，有上中班的，有上夜班的，練長笛打擾別人休息。後來搬進機織車間宿舍，八個上下床位，其中七個被四位家在外地的老師傅及箱子包袱麻袋占定。其餘空間，則充溢著從四口煙袋鍋兒裏吞吐出的煙霧。回家吧，路上來回，要花費三個小時。有一段時間，我很為找不到合適的練笛場所而傷神。
清河鎮周圍，一派郊區景色：農田、河流，小樹林。春夏秋三季，每逢天氣晴和，我便獨自去河邊柳林中練笛。空氣和陽光中，飄動著草木炊煙、農肥和田野的醉人芳香。夕陽時分，落霞餘暉，心間淡淡的，是對未來的惆悵和青春的憂傷。
入廠之初，我們這撥學徒工被分配在准備車間。一年之後，為了嚴加管束，把我們調到機織車間，學織色彩絢爛的床上毛毯。按說換換織梭，查查經線，屬非重體力勞動，可幹起來，才領教個中厲害。毛紡不似棉紡，織線粗，兩只織梭對穿，兩分鐘就打完了。人必須站在那兒看著，趁梭線未完時立即換梭。一天八小時，如入站籠，無一刻能消消停停坐下來。這工種最主要的職業病，恰是靜脈曲張。此外，人歇著，不能讓機器歇著。故分白班、中班、夜班，俗稱三班倒。我痛恨夜班。中醫認為，人要睡子午覺。夜班起床，恰在睡夢沉酣的子夜時分。尤在冬夜，外面寒風刺骨，被褥烘暖如春，但你不得不起來。那滋味真難受。無怪乎審問恐怖嫌犯，克敵之術，據說便有不許睡覺一招。熬過夜班，臉色發綠，兩腿打軟，哪有精氣神去演練長笛。因此，泡病假的技巧，便凸顯出其無比的重要性。
廠內廠外的夥伴們各有招術，彼此切磋。有的吃一小片麻黃鹼，以求心跳過速；有的量血壓時，面對大夫，全身暗中繃緊，連雙腳都要勾弓起來，臉上卻還要輕松微笑，那勁兒是十分難拿的。更多的則在體溫計上打主意。有的偷偷以體溫計觸接暖氣管，可溫度不好控制，往往一竄就到了四十多度，人早就該燒糊塗了，如何走來醫院！往回甩的話，一是眾目睽睽之下，動作太大，二是弄不好就甩到無體溫去了。最終攻克難題的，還是我的好友寧林琢磨出的一個絕招。他單傳予我，至今秘不示人：將體溫計夾在腋下，小伎略施，便要多少度是多少度，簡便易行，當著大夫的面都可以操作。中國人聰明才智，全世界承認，只是被世道逼得，都沒用到正處。
憑著寧林秘法，我泡病假的天數累積愈多，最後混了個“吃勞保”，即只拿一半工資，回家長休。我終日逍遙自在，讀書，學音樂，十分充實。直到考大學的前半年，才又回廠上班。
故宮神武門外，筒子河邊，有一條樹木夾掩的空地。每天清晨至暮晚，總有各色人等在那裏演練，吹拉彈唱，無所不有，被我們稱之為“神武門文工團”。周日從廠裏回家，我也常去那裏。譜子往樹杈上一掛，面對青綠的河水，開練長笛，也心存以樂會友的意思。
剛開始去，比較矜持，互不過問。時間長了，便彼此打探交流起來。有個單簧管，小吃店的服務員，說專業團體一律要考視奏。於是在幾個人圍觀下，我把他正在練習的莫扎特《A大調單簧管協奏曲》第一樂章湊和著吹下來。他評論說：“夠省級歌舞團水平”。
那裏還是信息中心。考團門道、經驗心得，演出消息，樂界的軼事新聞，都可以在那兒聽到。比如：劉詩昆被釋放出來。第一天回中央樂團，殷承宗想試試他在獄中幾年，這本事廢了沒有。那老劉，一遍就把《黃河》胡擄下來。手被打壞，純屬謠傳 …… 美國費城交響樂團訪華之前，中央樂團緊張排練貝五。那天，李德倫李大爺邁上指揮台，雄視全體，深深呼吸，一擊重拍，誰知只有弦樂猶猶豫豫發出點聲兒。一看，今天准備排練的不是與命運搏擊的第一樂章，而是行板的第二樂章……廣播交響樂團演出《北京喜訊到邊寨》。首席小號覺得，指揮袁方袁老師，不知怎麼的，今天對他格外關注，凝視著他，目光深情而執著，右手的指揮捧，隨著歡快的節奏，不斷向他點刺。他也感奮莫名，那一場吹得，真是酣暢淋漓。事後才發現，原來他的褲子拉鏈沒拉上，從裏面露出一角白襯衫……
樂友們經常相約合奏。我向蘇老師學過和聲，便擔任配器分部。聽到自己編排的聲音奏響，感覺好極了。我們也曾泛舟昆明湖上。一把吉它，三、四支木管，盡情吹奏《外國名歌三百首》中的愛情歌曲，那會兒叫黃色歌曲。七十年代的頤和園，沒有那許多遊人。水淨風清，雲天淡遠……
有一陣子，隨著上演羅馬尼亞電影，羅馬尼亞音樂也流行起來。我把《雲雀》和《霍拉舞曲》揉搓在一起，中間再嵌上一段嗩呐曲《百鳥朝鳳》的翻版，以長笛模擬各種禽鳴鳥叫，頗以炫技為得意。
至於考團，我先後投考過二炮文工團和工程兵文工團。回回得到主考的慰語勉勵，卻均未修成正果。通過考團改變命運、脫離工廠的心思，漸漸淡漠了。
三、
家裏有一架爺爺傳下來的老式留聲機，手搖上弦，竹針劃唱，配有專剪竹針的銀質夾剪。標牌為一只大狗蹲在音響喇叭前，據說是德國造“勝利牌”。唱片也有好幾大摞，均是78轉的德國老唱片，插在凸印精美的仿皮唱片簿裏，如今也屬於古董珍品了。記得有比才《卡門組曲》、斯特勞斯《無窮動》，穆索爾斯基《荒山之夜》和格拉祖諾夫《第一序曲》灌在同一張唱片的正反面，還有貝多芬《第五交響曲》等等，指揮都是昔日的大師，有富特文格勒和托斯卡尼尼。金屬唱頭沉重，轉起來輕噪沙響，似有唱片屑末從一圈圈細紋裏刮卷出來。
寫出這些名作的作曲家們，我最初不甚了了。他們的音樂，毫不晦澀艱深，絕無故弄玄虛。我一個十來歲的半大孩子，一聽就懂，就著迷，觸發良多感受。我能看到《荒山之夜》里那威風凛凛、但似乎心眼兒還不錯的魔王和好笑的亂舞群魔在黎明前溜走，城堡和街道慵懶地慢慢醒來，薄如輕紗的早霧，天邊現出一道晨曦，教堂的鐘聲蕩漾……兩個維也納婦人欣快地走在午後的林蔭道旁，快樂地瑣碎閑談，時而高挑眉毛故作驚訝，時而点頭隨聲附和，這是我從舒伯特可愛的小品《音樂瞬間》裏聽来的……的確，真正的大師不會莫測高深讓你不懂，反而生怕你不懂。音樂，看不見摸不著，敘事言情狀景，其繪聲繪色竟絕不亞於文字和圖畫，叫我感到不可思議。
中學同年不同班的寧林，家住燈市口內務部街，離我們本司胡同很近。他父母是駐蘇使館的外交人員，長年不在家，家裏有電唱機和不少蘇聯唱片。有的唱片封套上標著漢譯的曲名和作曲家名，估計是他父親的手跡。那電唱機很神奇，蘇聯進口貨，可以懸放一疊唱片，放完一張，唱頭自動移開，一只機械手臂將唱片撥下一張，唱頭回移，播放。
寧林本人對音樂沒有太大興趣，倒喜歡我們家那些外國畫冊。我倆互通有無。我設法夾帶畫冊出門，去他那兒偷看，他則放唱片給我聽。要知道，畫冊裏可是有外國赤身女子的。我們都愛看，看了又看。當然也深知事關重大，因此閱圖的姿態還是穩重端莊的。
寧林家的唱片多是蘇聯樂團灌制的各類俄蘇作品，也有些西方古典和浪漫樂派的作品，沒有什麼糸統。普羅科菲耶夫告別古典的《古典交響曲》，就是在他那兒頭一次聽到的。老普以孩童般天真爛漫的心，在與慈祥的古典老人嬉戲玩笑，令人莞爾。還有舒伯特的《未完成交響曲》：黑夜的密林深處，惟有一點光亮在前方若隱若現、飄忽不定。一個人，深一腳淺一腳，跌跌撞撞，循著這點希望摸索前行。我大為感動：這不正是我學長笛的寫照嗎！
印象最深的是一首三步舞曲。舞曲嘛，通常是興高采烈的。可這首作品，好聽是好聽，那音樂形象卻頗為怪異。先是薩克斯管陰鷙的獨舞，剛愎自用、不可一世，示範似地踢踢腿，再踢踢腿；接著，一個群體有氣無力地隨之起舞，張張面孔都是蒼白、驚悸、強作歡顏，在一記記重鞭的驅趕下，腳步收煞不住，被轟過來轟過去。
幾年後，我上了音樂學院，才知這叫肖斯塔科維奇的C小調《第二華爾茲舞曲》。讀了當時列為內部閱讀的伏爾科夫的《見證》一書，再看那別有用心的C小調——音樂史上許多寓意深刻的作品采用之，皆因其調性，宛若歲久年深的銀器，銀澤烏暗—— 我愈加相信，這首舞曲是獨裁者和他治下臣民的畫像。老肖的反骨和異見嘲諷，先裝入華爾茲的小口袋，再塞進旋律和管弦樂配器色彩的夾層裏，混過了黨的審查。多年來也聽過一些詮釋不同的演奏版本，大都將巴松獨奏的速度稍稍提快，陰森一變而成詼諧，群舞則是一片歡樂的海洋。這倒也沒錯。音樂生來就具有這種妝點眉唇、抹臉就變的特性。
一九七三年九月，尤金.奧曼迪率美國費城交響樂團訪華，像一場拉上窗簾的內部觀摩，知者不多，聆者更少，在今天卻被稱為 “破冰之旅”。其實，這個美名真應當移贈給先其一步訪華、並且是一九四九年後西方交響樂團中第一個來華演出的倫敦愛樂樂團。我不僅在廠乒乓球室的黑白電視上看到他們演奏勃拉姆斯小提琴協奏曲和貝七，還弄到了一張當日上午的排練入場卷。
我早早騎車趕到天橋劇場。那是個昏晦的風沙天，路邊的綻放的幾叢迎春花卻明黃跳眼。倫敦愛樂的音樂家們從大客車上魚貫而下。這些血色充沛、容光煥發的英國人，彬彬從容，衣著隨意雅潔，女士們經過時帶起的香風分外提神，置於正被文革揉搓著的中國人當中，猶如鮮豔的水果與青黃不接的土豆擺在一起。他們似從另一種生活裏走來，離我這麼近，又那麼遙遠。
排練的最後，倫敦愛樂視奏了剛剛拿到分譜的《紅色娘子軍》選曲“快樂的女戰士”。第一遍速度平緩，似老僧念經。第二遍即是原速。指揮普利查德爵士的手輕輕一動，整個樂團，還有這首我們過耳千百遍的樂曲，忽然聲色光鮮、活靈活現起來。經過各個木管聲部向上疾速掠過的琶音，如一刷飛抹，銜接得天衣無縫。單簧管跳動的樂句之間，劃過長笛的三個裝飾音。通常我們聽到的處理，不過是長笛銳亮而短促的一閃。而倫敦愛樂的那位女長笛手，卻將尾音略加延長，於是便有了銀盞相擊、餘音梟梟的效果，頓顯高妙許多。弦樂的音色，湛藍純融，極其抒情，從樂隊的深處扶搖而出，令人心隨之蕩，神為之怡。
這一年的暮春時節，維也納愛樂樂團也來到北京。電視台轉播了音樂會實況。風華正茂的阿巴多，披頭士蓋耳長髮，不時扭回頭，鷹隼一般的眼睛閃動光芒，瞄著殷承宗兀自陶醉的臉。
隨後而來的尤金.奧曼迪與他麾下的費城交響樂團，也經歷了這首鋼琴協奏曲《黃河》的沖刷。據說演出剛一結束，隨團來華的美國音樂評論家勳伯格就對殷承宗說，這音樂簡直是垃圾。不明白此人此話什麼意思。也許吧，中國人能從這部作品中聽到的民族苦難，他這雙西方耳朵聽不大習慣。說不定他聽到鄉間牧童的“短笛無腔信口吹”，也要用他的音樂理論套上一套。外國人奏中國樂，往往頗具異趣。外國人言中國事，則難免乖悖情理。
卡拉揚與柏林交響樂團是踩著七十年代的尾巴走來的。他給我這個音樂學院學生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不是因為他的指揮藝術，而是因為他那撒嬌的作派。
最後一場演出，是與中央樂團聯袂演奏穆索爾斯基《圖畫展覽會》和貝七。上午排練開始，卡拉揚鐵青著臉，拖著跛腿走出來，肩頭一抖，後面立即有人從他肩上摘去披風。這幾天他一直不高興。一是抵達北京那天，舷梯和艙門沒有對接好，柏林樂團的雙簧管首席，興許是要奪得第一個踏上中國大地的美名，搶先邁步，便直接抵達首都機場的地面，緊接著一位大提琴手也下去了。二是他要求把下榻飯店的客人都趕走，讓樂團人各一房，中國方面沒能滿足他。他誓言以後再不來中國了。排練前，據說李大爺已傳話給中央樂團參演人員：好生小心。
排練貝七的時候，中間突然停下來。卡拉揚在說什麼。夾坐在樂陣裏中央樂團演奏員們面面相覷。原來他嫌中國小提琴演奏員的音量弱，音不准，要他們當眾拉A大調音階。我看見中央樂團的小提琴們——恍惚記得小提琴家楊秉蓀也坐在當中——如帶枷示眾一般，真地開始齊奏那屬於基本練習的A大調音階。在倒海翻江般的音樂過後，這音階響起，顯得那麼孤弱無援。
實際上，外行也應當知道，現場拉上幾遍音階，並不能使音量和音准有所提高。卡拉揚之意，意在羞辱。羞辱他人，已盡失音樂本意，何況是羞辱接待國的音樂同行，這不僅失禮，簡直是放肆。
那時，我已經學會不把外國名家當祖宗神仙供著。卡拉揚的音樂處理，就貝七而言，雖然不是我聽過的最差的，也絕非最好的。交響樂的第二樂章，通常是最難出色的樂章。貝多芬則是個異數。所有他的重要的交響樂的第二樂章，都異常精彩，在第五、第六、第七三部交響樂中，甚至是最為精彩的樂章，聽就要聽他的第二樂章。貝七的第二樂章，暗自飲泣，痛步哀行。卡拉揚的詮釋，那痛步哀行有些做作，似乎鞋底和鞋幫分了家，須得貼擦著地面費力前蹭。
再看到光碟封面上卡拉揚握拳閉目、沉思瞑想的神情，我常想，這個人，一生指揮過無數音樂史上的傑作，關乎人類的心靈，關乎高尚與尊嚴、困苦與辛酸的傑作。但是，他真聽懂了嗎？
聶耳冼星海紀念音樂會，堪稱七十年代中國音樂生活中的一次盛舉。姐姐弄到兩張票，專門打電話到車間辦公室，通知我晚上去聽音樂會。這是我打工數年間，接到的惟一一次電話。
首都體育館裏萬人攢動、座無虛席。當晚的演出陣容，萃集了音樂界的菁華。演出開始前，劉詩昆也來了，在場地上走來走去，又坐下來在鋼琴上敲砸幾下。這大概是他出獄以來首次出台，被派了件小差事，擔任童聲合唱《酸棗刺兒》的鋼琴伴奏。到底技藝非凡，他指下快速的走句，顆粒勻淨，聽著真過癮。
的確，樣板戲吃得太久了。這回換換花樣，一下擺上滿滿一席海陸山珍。此次演出的版本——也許企圖和“當局”暗中較勁——一反其時慣見的“重新填詞”的作法，淳淳的原韻原意，無處不在的黨的影子破天荒不見了，因之雖為史上舊作，卻帶著過去年代的風華與真純，令人耳目爽然一新。我方才明白：這兩位作曲家的作品，壓根兒就不是為任何一個黨寫的，而是寫給全體中國人的。我和姐姐的座位離樂隊近在咫尺。我根本顧不上跟她說話，只激動得渾身發冷打戰，真可謂上牙與下牙相碰，眼福俱耳福同飽。
聶耳和星海有個共同之處，兩人在處理旋律上都很有辦法。音樂中許多貌似深奧的東西都可以學得，惟獨旋律的才華與生俱來，有就有了，沒有也沒轍，槍頂在天靈蓋上也逼不出來。屬於“沒有”的我，在這方面深有體會。音樂史上成千上萬的作曲家，音響赫赫揚揚，窮極新巧，卻連一條令人緬懷的旋律也留不下來，真是無奈。
這次音樂會後，我想更多地了解這兩位作曲家。父親帶我拜訪了聶耳和星海生前的兩位舊交，恰巧都是父親在中央美術學院的同事。
一位是與父親同在美院美術史糸的許幸之先生。他曾經躋身三十年代的上海電影界。解放之後的一個什麼場合，江青正好坐在他身後一排，伸手拍拍他的肩膀，問還認不認識她。批判四人幫時，許先生就控訴道：“江青打我”。
他更是聶耳的摯友。《鐵蹄下的歌女》即由他作詞，聶耳作曲。聶耳在日本溺海，他傷心不已 ，堅信是日本特務暗下毒手。他對我做了個扼頸的手勢，說道：“才活了二十四歲”，隨後連連搖首。
另一位是美院雕塑糸的滑田友先生。滑先生巴黎留學時租住了一間小閣樓，床頭牆上寫有兩行中國字：“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 我心”。晚上，已搬到楼下的前任房客來敲門探访，寫字的便是他，自報名叫冼星海。因見滑先生比他更窮，便送来薄毯御寒。他每晚在飯店拉小提琴，可掙得二十法朗，也每天分給滑先生十法郞。誠可謂患難之交。
滑先生家的前廳裏擺放著蒙了油布的雕塑作品，沒生爐火，很冷。先生穿著厚厚的棉衣，袖著手，回憶著往事，時不時擦擦清鼻涕。看來，他的取暖問題，至少到我去見他的那一天止，尚未得到滿意的解決。
我還跑到左家莊的中國音樂研究所，查閱了收藏在該所資料室裏的星海樂譜手稿，並抄錄了他在巴黎留學期間創作的《小提琴奏鳴曲》。回來用長笛一吹，純是法國現代派風格。
根據訪查所得，我寫了仿雨果司湯達體的《星海在巴黎》。我的志趣出現向舞文弄墨偏移的苗頭。
音研所資料室的管理員是位慢聲細語的老太太，她見這小青年啃兩只蘋果當午餐，怪可憐的，便問我吃不吃她從家里帶來的飯菜，還給我端來一杯熱水。十多年後自美歸國，到芳嘉園王世襄先生府上，向他請教收藏明代家具的問題，才知那老太太原是王先生的夫人袁荃猷先生。她竟然記得我。這段資料室的插曲，也許預示著我日後志趣上的再一次移情別戀，從寫作轉向中國古代文物。
姐姐從雲南建設兵團回到北京，誓死不回去了。她接長不短就去協和醫院，希望能查出個病，開出病退證明。我曾見她強嚥下一杯豬油，試圖讓肝功能轉胺酶高上去。她向著名抒情男高音歌唱家朱崇懋老師學習聲樂。家裏自然全力支持她。請人將德國老鋼琴調准了音，還斥“巨資”買來一台當時一般家庭中極少見的錄音機，以便她能分析自己的發聲方法。那錄音機兩只磁帶盤，大如圓餅，音響效果不比唱機差，也用不著守在一邊換唱片。
一個初秋的上午，我靠在庭院當中的竹躺椅上看書。秋陽透過葡萄架，斑斑影影篩灑下來。姐姐正在房間裏放借來的資料帶。忽然，傳來從未聽到過的悽美動人的樂聲。我坐直身子，側耳聆聽。原來是吳祖強先生為弦樂改編的《二泉映月》，收音機裏尚未廣播過。瞎子阿炳悲天憫人的旋律，弦樂水墨濃淡般的柔溶音色，真讓鐵石心腸也软了，人一下變得詩意而心地善良。
我聽了一遍又一遍，至今聽無厭時。這是好書、好畫、好音樂共有的妙處：可以一生不断欣賞下去。我也用長笛跟著吹，又試著將長笛吹口向外翻，故意吹得撒氣漏風，手指高打倚音，以模仿中國洞簫那太古幽遠的聲音，以與阿炳的吟唱相般配。吳先生的改編，完全忘我，因而十分得體。聽得出來，他沒有笑話阿炳音樂的襤褸衣衫，而是攙扶著失明的老人，體諒著他蹣跚的步子，改編的每一處細節，仿佛都在神魂夢會中獲得老人的首肯。
在音樂學院第一學期的民族音樂課上，又聽到阿炳親手演奏的《二泉映月》的錄音。我屏息靜氣。鋼絲錄音帶沙沙遙響中，陡然間揪心一弓，惻然宛轉，一聲歎息，落在空弦上，沒有一絲生命的跡象，似看破紅塵的寂寥，如問天問地的無奈。
全曲聽似興之所至一拉而成，實則阿炳有著極強的整體布局能力和清晰的層次感，如剝冬筍，不斷從頭剝起，卻以一種隱隱加壓的內在力度一層層推向高端。洗練的音樂素材，江南韻調，很容易記住，展開的手法卻簡單又不簡單，背譜奏唱，稍不留意，就會錯過轉向下一層的那扇洞門，或恍若一門，順勢步入，又繞回原處。
阿炳的琴音喑啞且不太准，反倒殊饒民間藝人的本色風味，因此常恨時下的青年二胡家們營養太好，火氣太壯，技術過於精准。在苦雨中淋一夜，別給飯吃，估計會好一些。
阿炳拉出長弓，有時會隨著節奏一頓一頓的，非常像晚清大家任伯年筆下衣紋線條那富於音樂感的釘頭頓挫。這或許是他街頭演奏的手病，或許是在給出伴奏的效果。這位盲藝人的內心音響，一定比他那把胡琴能拉奏出來的，要宏富得多。
如今中國樣樣都追求“走向國際”。音樂大概也不免於此吧。其實阿炳的音樂早就“走向國際”了。他不曾“經營”自己，也不曾揣摩以投合“國際”的心思。他是從一條再自然天真不過的路上走出去的：叩問人類的心靈。曾聽過瞄准“國際“的各種法派的時鮮作品，聽來聽去，終感無動於衷，也就丟開了。我明白，他們是想說，請看，我的手段多麼了得，標新立異，多麼先鋒前衛。但就像與一個人傾談，總看不到他的真心，也許他根本就沒懷著真心，只是一味花言巧語、虛矯顔色，談來談去，浪費時間，只好起身離去。音樂這玩意兒，實在是無分古今，勿管洋土，更不講先進與陳舊，唯論好壞。
樂海漫遊，浩淼無涯。我變得愈來愈雜食，欲盡有生之年遍嚐人間之美。我發現，西方音樂，我不會辜負作曲家們付諸其中的每一滴孤詣苦心，能夠深深打動我，然而真能使我流淚的，還是中國自己的音樂。這其中不光有《二泉映月》那樣的個創經典，也必須提到世代口口相傳的民歌。那些貧苦的人們，不是為了炫耀才華，無人支付委約酬金，他們扯開嗓子就唱，全是因為心裏有話要說。
四、
一九七八年初春的一天，我從工廠回到家裏。父親告訴我，報紙上登出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學糸文革後首次招生的簡告。權衡我的優勢劣勢，他建議我報考。
剛剛在去年深秋，我參加了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次全國統考。志願：北京大學或北京師範大學的中文糸。可惜，初中三年，除了三夏勞動、冬季拉練和為學校深挖防空洞之外，所學甚少。倉促上陣，踉踉蹌蹌蹚過數學的泥塘，一頭栽倒在“我在這戰鬥的一年裏”這一中國科舉史上最樸實大方的語文試題腳下。音樂學，則是位吊環運動員，一手抓住文史，一手吊牢音樂，在其間做出姿勢，略有自由發揮的餘地。
我從鮑家街中央音樂學院拿到招生簡章，方知考試分為初試、復試、三試；每試兩天，每天上、下午。每試發榜，榜上有名，才可進入下一試。考試科目有中、外音樂史、樂理、和聲、音樂聽辨、古文、 外語、視唱練耳、器樂演奏、音樂評論，還要交一篇音樂論文或一部音樂作品，簡直要考生把十年文革中自學了些什麼知識，徹底交待一回。三試通過，再參加全國統考的語文、政治考試，但由音樂學院自行出題。父親領我去見他在燕京大學的校友、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糸的趙行道伯伯，即後來譚盾同學的主課老師。我捧出為毛主席詩詞《清平樂-六盤山》譜寫的音樂呈請他批閱。他在鋼琴上大致摸了摸，又留神看了看一個出人意外的轉調的部分，寬厚而溫和地笑了，沒有鼓勵我獻身作曲事業。
趙伯伯借給我音樂學糸的音樂史教材及其它必需的書籍，一一指出重點，並囑咐我：音樂史的考試不會超出這套教材的範圍，也不必擔心和聲學之類，入學後會從頭訓練。
考期漸近，時間緊迫。我梳理頭緒，排出科目表。練一首較有難度的長笛曲；再讀斯波索賓《和聲學》，選作和聲習題；讀西方音樂史和中國音樂史，把以前那些耳熟而尚未能詳的音樂家和作品，像晾晒衣服那樣，依次掛在歷史年表的標杆上。
我在廠裏依舊八小時三班倒。機織車間裏排列著百十台高大的毛毯織機，噪音震耳欲聾。我不得不戴上游泳时防水進耳的橡皮耳塞，以保护聽力。和我開對台車的于師傅， 一位好心腸的中年女工，知道我想念大學，每天一上班，就揮手趕我出去讀書，她一人照管兩台織機。帶班長莊師傅批評我上廁所的時間過長，向來不聲不響的她，還和莊師傅吵了一架。我得以夜以繼日准備考試，多虧于師傅。
初試看榜，我是抱著視死如歸的心去的。
進得原是清代醇王府的中央音樂學院，忽又膽怯起來。我坐在大殿前的漢白玉石階上，歇口氣，定定神。古槐的碧綠濃蔭，遮住了雕梁畫棟的飛簷。剛下過雨，青磚漫地上落滿泛黃的槐花。
這時，同考的歐陽同學，推著自行車，興沖沖過來，看來是中榜了。她朝我喊：“看見你名字了。有你！”
我很木然，並無振奮的感覺。前面的道路依然曲折，一關落馬，前功盡棄。如果敗北，那還不如第一關就趴下，免得多受罪。
待到二試看榜，我鼓起勇氣繞到榜前，正定睛在名海中尋找。歐陽同學又過來了，說：“甭看了。有你！”
二試與三試之間，按規定要交文章或音樂作品。舊作《星海在巴黎》便派上用場。
那天早上，我拿著謄清的文稿，慢慢悠悠進了音樂學院。迎面碰上音樂學糸徐士家老師。他問我怎麼在這兒？我說來交文章。他急了，說今天是三試的古漢語考試，已經開考啦！
我飛奔上樓。驚喘未定，借了枝筆，便埋頭答卷。所幸還算順利。
器樂演奏排在最後一項。我吹了一曲德國作曲家維茨格的《林中小溪旁》，獲八十分——音樂學院老師們打得八十分。我默默感念，這長笛跟了我這些年，算對得起我了。
終考之後，已是仲夏。很長時間沒有音訊。據傳，優秀考生太多，招生名額有限，正在向文化部申請擴招。
最終揭曉的前幾天，我實在坐不住了，便來到音樂學院探聽消息。正好在樓道裏看見趙伯伯從作曲糸辦公室裏出來。沒等我開口，他就說：“我去幫你問問。”他進了音樂學糸辦公室。不一會兒出來了，還是那麼寬厚溫和地笑著，悄聲說：“有你！”
我差點兒笑出來，心想：怎麼都這一個詞兒！
我推車走到大街上，心醉了，有些頭暈眼花。俄國作曲家斯克里亞賓，據稱乃一通靈之人，寫過一部交響樂《狂喜之詩》，歷來歧解紛紜，頗具神秘色彩。在趙伯伯告訴我被錄取的那一瞬間，我突然悟解了些許。斯克里亞賓試圖表現的，應當是人的那種陶然銷魂、呻吟呢喃、欲仙欲死的魂靈狀態。那是人類美好情操的極致。
第一個學期末的一個晚上，我悄悄回到廠裏，為了看望于師傅。我不知道她住在什麼地方，只打聽到她所在的乙班輪到夜班，半夜一點鐘上，早晨八點鐘下。我找到廠裏熟人，在宿舍的空床上胡亂睡下來。淩晨時分，我穿過熹微靜暗的廠區，來到車間。
于師傅的織機在最邊上一排。我走過一台台織機，先和其他師傅們打打招呼，停下來聊上一會兒，打算把最後的時間留給于師傅。音樂會最重要的曲目，總是留在最後嘛。
等我走到于師傅身邊，天已放亮。她或許誤會我了。本來就訥於言辭的她，好像很拘束，怯生生的，問一句答一句。下班鈴聲響了。她喃喃地，收拾起飯盒和茶缸，向我點點頭，就朝車間外走。車間裏噪音大，她越走越快，消失在下班的人流裏。
很多年過去了，我仍然懊悔，有一種百口莫辯的感覺。我想我錯了，應當一進車間就先去于師傅那兒…… 我從沒問過于師傅的正名。她一個女工，男師傅們卻都笑叫她“老二”。我不知道那廠子如今還在不在了，更不知道于師傅——也該年愈七旬了吧，能不能原諒她這好心壞事的徒弟。
五、
回想起來，我在音樂學院最愛上的課，真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不是和聲、對位、曲式、配器四大件，也不是中外音樂史、音樂美學等主科課程，竟是屬於副科的鋼琴課。
家裏原有一台古老的德國鋼琴，老到上面還有放燭台的架子，但象牙貼皮的琴鍵，看上去依然整潔悅目。為了學習和聲，我曾對著教程自學彈奏。現在可好了，音樂學院的鋼琴老師們，正在那兒敞開手臂，笑臉相迎。
在音樂學院，鋼琴共同課教研室的老師們是一個極其特殊的群體。她們擔負著除鋼琴糸以外所有科糸學生的鋼琴教學。我統計了一下，這些老師們均具有如下幾個特點：第一，都是音樂學院鋼琴專業畢業；第二，都曾有過成為鋼琴家的夢想；第三，這夢想都破滅了；第四，都把夢想破滅後遺存的激情，一古腦傾注到學生身上。不管你是指揮糸的還是作曲糸的，不管是學提琴的還是學二胡的，統統要訓練成鋼琴家。
這些老師們，尤以教學嚴肅認真而名聞遐邇。一次，指揮糸邵恩同學上鋼琴課，大概因為昨晚熬夜用功，忽然感到面白氣弱、一陣眩暈。任課的李老師連忙扶他躺下，涼水浸濕手帕，敷在他的額頭。過了一會兒，邵恩覺得好多了，才繼續上課。結果事後被傳成：李老師上鋼琴課把邵恩上昏過去了，冷水潑醒，醒來接著上。
為我指定的鋼琴老師名叫梁美，個子不高，肩披外套，挾著琴譜，走路風急風快，激動臉就紅。笑容開心绽放，但一般不大愛笑，嘴角一動就算笑了。
第一次見面，梁老師打量打量分配給她的這幾個年紀和水平都參差不齊的學生，說：“行了，往後你們幾個就交給我了。”讓我心裏一哆嗦。
中國古代音律學上有“三分損益法”之說。梁老師的教學方式，其實也可以稱之為“損益教學法”。簡言之，就是在損你的過程中讓你受益。她模仿你的缺點，學得特別誇張，無比難看，以此使你明白。隨時打壓你的自滿情緒，讓你甭指望誇獎，這堂課只要不挨批，就應該感到幸諨。久而久之，我們做學生的也習慣了，甚至不骂还不行了。同學老戴，有一回課後樂呵呵對我說：“今天梁老師又損了我一通兒。”言下，相當地受用，通體舒泰。
還別說，梁老師的“損益教學法”，很見成效。老戴，年近三十才學琴，手指軟似面條，走在琴鍵上慢條斯理、一搖三晃。經過梁老師的高壓調教，蹬彈跑跳，利索多了。老修，指端粗大，碩如肥腸，彈一個音，必定擦響鄰旁的音，天生是為了彈奏現代不協和音樂才來到人間的。可他特別喜愛輕盈美麗的樂曲。他的琴房在鋼琴糸辦公室旁邊。一天午後，鋼琴糸師生開會。他則在琴房裏練習靈巧生動的鋼琴變奏曲《夜鶯》。只聽鋼琴糸糸主任周廣仁先生在隔壁揚聲問道：“那是誰呀，還不過來開會！”一時傳為美談。
我呢，偏愛氣勢輝煌的作品，上來先唬住再說。見別人彈什麼宏偉壯麗的，難度大的，就想彈。梁老師總說我“好高騖遠，貪多嚼不爛”，還說我彈得“海得都沒邊兒了，怎麼這麼灰土狼煙，飛沙走石的！”
她知道我彈得不怎麼樣，可學習刻苦，對鋼琴滿懷熾熱的愛，有時也就允許我自選一、二曲目，但要報請她批准。
學年期末考試，我大膽冒進，准備彈鋼琴協奏曲《黃河》的第二樂章。幾番央告，梁老師勉強同意。同時聲明：砸到台上，我可不管！
凡至期末，功課多，作業重，要應付的考試科目也多。練琴的時間明顯減少。梁老師立刻就覺察到了。幾次回課，都不滿意。
離考試只有兩個星期的一天，梁老師通知我，要單獨加課，地點就在共同課大教室。那兒也將是考場所在地，擺著兩架三角鋼琴。
梁老師比我還先到教室。譜架上攤開的樂譜，標著些記號，那是要警示我注意的。她讓我先彈音階。考試時要臨時抽號，抽到哪個音階，就考哪個。我彈得不好。踩著階梯急速向上，下來時卻三步並作兩步，連滾帶爬摔落地上。然後是巴赫的一首賦格。那最是要命，四個各行其是的聲部，如同經緯縝密、花紋繁綺的織體，一個線頭斷了，連接都不知從哪兒接起。我彈得結結巴巴，比第一次視奏好不了多少。梁老師的臉色愈發讓我不敢看了。
最後，梁老師說，彈彈你的《黃河》吧。我說還不太熟，剛把譜子摸下來。我開始彈，自己也覺得蠢笨，活像在冰上邁不開蹄子的老牛。梁老師叫我停下。她真動氣了，問我：你天天怎麼練琴的！就彈成這樣，怎麼考試！
我無言以對。她三下兩下收起譜子，摔上門就出去了。
我無精打采地坐在鋼琴前，不知如何是好。撥拉兩下琴，停下，又撥拉兩下，再隨手即興來一段符合我此時心情的傷感而抒情的旋律，讓自己放松放松。我忽然感到有些異樣，起身走到門邊，推開門向樓道裏看。
梁老師還站在樓道裏，正略低下頭，傾聽教室裏面的動靜。見我出來，她也有些不知所措，嘴角一動，但很快恢復了鎮定，問我：“你就是這麼練琴的？”見我不吱聲，她狠狠扔下一句：“那你就這麼練吧！”說完，蹬蹬蹬順著樓道走了。曾經染過，但很長時間沒顧上再染的頭髮，髮渦像一朵灰白的大花，隨著步子一震一震的。
以後，隨著年歲漸長，每當我想起梁老師走遠的样子，就忍不住想掉眼淚。老師對我們實在太好了！
考試那天，梁老師也坐在考試老師中間。我沒有讓她過於失望。我特邀指揮糸王諾文同學在另一架鋼琴上為我協奏。諾文的手指細長，如十根筷子。無論我快拉慢抻，他都能烘托著我。我自覺滿意，以為彈出了黃河波涛寬緩湧動的意境。
有同學就去問梁老師，是不是彈出了一片片黃河水浪花兒？
梁老師笑了，說：“吹得比彈得好！”
同學們聚會，聊起來，一致同意：當初咱們這幾塊料，真夠梁老師費心的。
梁老師後來移居香港，授琴課學。有一年，她帶著她在香港的學生來考音樂學院鋼琴糸。師生們又見面了。我們請老師飲宴，相約將每個人這些年出版的學術著作呈獻給她。我那烏七八糟的長篇小說沒敢讓老師過目，獻上了譯作《維瓦爾蒂傳》和《薩蒂鋼琴曲選》。她笑得合不攏嘴，說：“你們現在都成了教授，可在我眼裏還都是孩子。”她取出送給我們的小禮物，每人一個：一只黑身白鍵、三角鋼琴形的樂譜夾，供練琴時使用。
說來愧對師長。老師們好不容易把學生招進音樂學糸，自然對之寄予期望。糸裏分派老師任班主任，關照我們的學習和生活。受雨果司湯達的引誘，我學過兩句法語，因此入學考試的外語語種是法語。糸裏便專門安排嚴安思老師——她是嚴文井先生的女兒——和曾經留學法國的鋼琴糸教授洪士珪先生輔導我學法語。可我這不爭氣的，卻與音樂學漸行漸遠。個中緣故，除了我已移情寫作之外，還另有原因。
早年，父親致信徐悲鴻先生，願從他學畫。徐先生復了長信，勸父親來中央美院做西方美術史論的研究。至於習畫，可隨時去他在美院的繪畫工作室觀摩研討。父親聽從了徐先生的招喚。家中至今還藏著父親的習作。在其中一幅碳筆素描上，有徐先生的一行小字：“畫得慢一些。”那是畫到中途，父親為什麼事起身離去，徐先生走過看到後，寫下的批語。徐先生謝世，父親習畫也就中輟了。究竟是美術史糸的人，職有另專，加之運動迭起、世事磋砣、歲月湮漶，繪畫之志，竟未能遂願。
人之一世，當做想做之事。我不願重復父親的遺憾。對我而言，音樂學很了不起。做為記錄音樂史的史官，做為音樂與受眾之間的信使，音樂學必不可少。然而擺弄文字，比起音樂學來，能帶給我更大的歡樂。寫作之餘，親近活生生的音樂，演奏之，聆賞之，比從理論上去研究音樂，似乎更合我的心意。
歡樂，方是人生至崇目的。這孩童盡知的道理，如生一般淺顯，如死一般深刻。我甚至從音樂裏拉來一位偉大的同黨：老貝，貝多芬。他的九部交響樂，是他一生苦苦思索的足印。最後一部合唱交響樂，我曾就其涵意遍詰周圍的音樂人們。終曲的合唱樂章，自有席勒的詩歌為防護欄，故無人解得離譜；而前三個純器樂的樂章，則又無人解得靠譜。以我的品度，老貝描繪人類的征戰殺伐，譏謔人類彼此喋喋不休的歧見紛爭和劍拔弩張的威脅叫囂，惋歎——他一反常規，將行板樂章與快板樂章互換位置，其秘密即在讓結構服從表達的順序——人類精神流離失所的隨波漂泊之後，在第四樂章中，傾盡失聰殘軀的生命，謳歌萬類所共求的、為博愛大同唯一立足之基的“歡樂”，呼籲人類別爭別打了，何必那麼互相過不去，既然都是為“歡樂”才來到人間走一遭，那就在“歡樂 ”中友愛擁抱吧！這是他的徹悟，可視之為他臨終前對人類最後的忠告。
老貝相當於咱們中國乾隆、嘉慶年間的人。據統計，至今在這地球上，或這兒或那兒，每天總奏響著他的音樂。若要我點出西方文化史上十位真正永垂不朽的藝術家，老貝一定在我前五個手指之內。不過，從目前為止的情況來看，人類還沒打算聽他的話，恐怕永遠也不會了。當然，這並不妨礙某個個人在其一生中追逐小小的歡樂。
音樂學糸的老師們非常寬容，通情達理。這是那時音樂學院人的特色。我向時任副糸主任的于潤洋先生吐露了我內心的苦惱與掙扎。于先生皺皺眉頭，立刻就想通了，說：“總還是要畢業的吧。”
於是，也就任我自由發展。
作曲糸一位葉姓同學，行狀清高，思想活躍，訂閱了一份披著詩歌與文學外衣的持不同政見者的刊物《今天》。我倆一起在東四一帶一間寒冷的小平房裏，見到了“今天”詩人芒克。他垂詢並且不那麼切乎實際地點撥了我們。
閑聊中，曾和北島對了對時間地點。他說如果是的話，那應當在一九七九年的冬天。小平房在東四十四條七十六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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